文學基礎理論研究面對的不是思想和資源的貧乏，而是方法和意義的泡沫化和過剩問題。

　　如果說歷史性意味著基本理論研究的境界和格局的話，那么當代性則代表著基本理論研究的高度。

　　在文學研究中，基本理論研究是基礎，在它之上建立起了關于文學的知識體系、理解文學的思維方式和評價文學的價值規范，換言之，它涉及所有關于文學的觀念、理解、判斷、評價以及文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成熟也是文學學科發展的基點和成熟的標志。但是，當下的文學基礎理論研究卻相對比較薄弱，因而也就導致一方面是在文學研究中，很多研究主體理論素養有所欠缺，對基本理論關注程度不夠，甚至是刻意回避；一方面是很多人的文學觀念陷入了重重誤區，在文學的理解上和具體的文學批評中，很多時候要么將文學“神圣化”，要么將文學“庸俗化”，對于文學的功能、價值和意義，要么是“泛化”，要么是“窄化”。這些現象的出現，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比如，文學理論自身的學院化、體制化，“文化工業”的興起，“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消費意識”的膨脹以及傳統與現代的斷裂等等。很多學者在張揚文化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同時，卻又陷入了理論虛無主義之中，文學理論成為“語言的游戲”和“能指的滑動”，而不再關注價值和意義的生成，不再關注具體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活動，更不再關注學科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這種理論取向既無視文學理論話語自身的現實性和歷史性，也無視文學理論的科學性特質，在不斷制造理論熱點的嘩眾取寵中，在向其他學科的“越界”和“逃離”中迷失了自我。文學理論不僅逐漸失去了對現實介入的可能性，也失去了自己開放的話語空間和生存空間。

　　當然，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一部分，當代文論的危機，不僅僅是純粹自身的原因，它折射的其實也是現代社會的精神危機和文化危機。因此，如何走出這種危機，僅僅將希望寄托在文學理論身上，顯然是不現實的。以現代西方文論為例，當哲學被趕下思想的王座后，文學理論試圖取代哲學的位置，對終極問題進行發問和解釋，但最后卻使自己承擔了不可承受的重負，直至使自己消弭在無盡的哲學研究、社會學研究、符號學研究、文化研究、史學研究等不同的“泛文化”研究之中。

　　所以，在不放棄人文追求和人文關懷的前提下，在當代語境之中，在思想史視野之內，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固守學科基礎性問題，系統清理理論研究中的偽命題，通過對基本理論問題的反思和批判，不斷更新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和判斷，更新我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模式，才是真正推動文學基本理論研究不斷發展和深入的正道。

　　我認為，要做好基本理論研究，至少應該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一體性”與“多元性”的統一。現代文學理論呈現出多樣化的形態和價值取向，所以，文學基礎理論研究面對的不是思想和資源的貧乏，而是方法和意義的泡沫化和過剩問題。因而，我們需要一種真正科學的方法和理論，使我們能夠厘清不同理論形態和學說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這就像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里面說過的：“要這樣來理解那個理念，使得多種多樣的現實，能被引導到這個作為共相的理念層面，并且通過它而被規定，在這個統一性里面被認識?！本瓦@一點而言，面對紛紜復雜、指向不一的各種不同的理論形態和理論學說，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也是具有指導意義的思想資源和研究方法。

　　其二，“歷史性”與“當代性”的統一。文學基本理論研究，借用恩格斯的話說，它是一種以“認識思維的歷史及其成就為基礎的理論思維”。恩格斯還說過“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在歷史的宏觀視野中，學科存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和認識。文學理論和其他學科一樣，涉及到的是具有歷史性的、處于經常變化之中的對象。因此，文學基本理論研究既要正視文學活動的發展，更要面對不斷發展的文學理論的歷史。理論既要歷史化，也要具體化，而不能僅僅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之中。理論話語只有穿梭于歷史之中才能獲得自己的依據、闡釋能力和有效性。與此同時，任何研究都是站在一定時代的語境之內的研究，都面臨著自己時代的問題，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可避免的當代性特征。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說過：“科學只能在一定的理論結構即科學的問題性的場所和視野內提出問題。”文學基本理論研究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同樣如此，它也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時代”（黑格爾語）。任何一種文學理論話語都有其具體的、特定時代的歷史合理性和明確的理論指向性和針對性。所以，文學基本理論研究，既要有歷史的厚重感，在歷史的視野內提出問題，同時也要在當代的語境中來回答問題，并努力超越自己的時代。如果說歷史性意味著基本理論研究的境界和格局的話，那么當代性則代表著基本理論研究的高度。

　　其三，“批判性”與“建設性”的統一。雖然文學基本理論研究需要有歷史性的視野，但并不等于這種歷史性就是一種歷史還原主義或者是理論上的抽象理想化。事實上，“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和革命的”。文學基本理論研究作為一種“思維著的理性”，需要不斷地反思作為觀念形態而存在的“文學”和作為知識形態而存在的不同的文論話語體系。而為了在最深刻、最科學的層次上把握文學活動和文學觀念，并不斷深化我們對文學的理解與認識，首先要做的就是對不同話語體系的理論前提的批判，因為正是它決定了理論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也就是理論的問題結構和知識結構。批判性是理論的鮮活特性，它打破了僵化和教條，是理論創新的動因，并賦予理論研究以生命力。當然，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這種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在已有理論研究成果基礎之上的批判和反思，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理論追求，而非空泛的標新立異和嘩眾取寵的文字游戲。要在文學理論自身的發展和個人的闡釋之間、傳統與現代以及東方與西方的文學理論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只有這樣，才會不斷地更新我們對文學的理解，更新文學理論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價值追求和問題域，文學理論研究才能不斷取得進步，并擁有內在的生機與活力。

　　其四，“文學性”與“文化性”的統一。文學基本理論研究雖然重在理論思考，但畢竟要為其研究對象所決定。因而，無論這種研究多么理論化和形而上學化，也要面對它的唯一對象——以文學創作、文學接受和文學傳播為內容的文學活動。它既不是要將文學變成某種政治、商業或宗教的意識形態的載體，也不是要將文學變成圖解某種社會科學的資料解讀檔案。它要解決的是諸如文學本體論、文學價值論、文學特征論、文學創作論、文學活動主體論等最基本的理論問題。離開了這些問題，不適當地將文學的概念泛化，將文學研究的領域擴大至社會學、文化學、政治學或經濟學等領域，也就取消了文學基本理論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然也取消了文學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文學活動是人類實踐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又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一種文學思潮和文學觀念都是時代的精神鏡像。離開了大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觀念的影響，抽象地討論什么是“文學”的問題也是不可想象的。文學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本身對文學活動構成了一種制約性要素，但同時文學又對文化具有一種超越性。所以，文學基本理論研究在堅持文學性研究的前提下，也不能自我封閉，而是要具有某種開放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文學對人的價值、歷史和命運進行深入的思考，從而介入歷史和現實，使自己真正成為時代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能夠積極參與塑造和引導時代的文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