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教育家、書生信念

　　——記中國思想史專家張豈之先生

　　學 者

　　張豈之先生出生在20世紀20年代末，40年代末，他接受了系統的現代高等教育，并在實踐中成為一個學派的繼承者和帶頭人，這也是他對中國史學的貢獻。

　　近年來，在“國學熱”的背景下，有人稱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60余年的張豈之先生為“國學大師”，但張先生并不贊成在當代使用“國學大師”的提法。他說，20世紀自王國維以后，我國沒有所謂“國學大師”，這并不是說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說，現代教育不同于傳統的科舉教育，“國學大師”已經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時代土壤。

　　學派不是中國現代獨有的現象。不僅中國古代有，西方也有。西方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1996）曾使用“學術共同體”一詞來稱呼“學派”，庫恩指出，“學術共同體”是多等級的，最大的可以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而最小的可以是每個專業領域內所包含的不同派別。他還指出了學派對學科發展方面的貢獻，它是學科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就中國思想史學科而言，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歷史學家侯外廬為核心，形成了以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人組成的學術集體，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個學術集體在侯外廬獨立完成《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之后，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的第一、二、三卷，新中國成立以后，這個學術集體增加了白壽彝、楊榮國、楊向奎、韓國磐等老一輩學者及年輕學者楊超、張豈之、李學勤、林英、何兆武等人，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中篇幅最大的第四卷，修訂了《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自1946年撰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至1961年五卷六冊本《中國思想通史》完成，歷時15年、長達260余萬言的巨著得以問世。該書淹博嚴謹、自成體系，充分顯示了侯外廬學派的治學特色和風格。張豈之先生自從20世紀50年代初跟隨外廬先生讀研究生，直至“文革”，始終不離左右，由這個學術集體年輕成員，成長為學術中堅和帶頭人。

　　在遭遇“文革”的停滯后，從1981年開始，侯外廬主編出版了《中國思想史綱（下卷）》（1981），《宋明理學史》（1984-1987）兩部著作。前者，張豈之先生是主要執筆人和統稿人，后者，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是共同主編，張豈之先生是全書統稿人。在此之后，張豈之先生主編出版了《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思想史卷》（1989）、《中國儒學思想史》（1990）、《中國思想史》（全本和簡本1989、1993）、《陜西通史·思想史卷》（1998）、《中國傳統文化》（1994、2005）、《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1996）、《中國歷史十五講》（2003）、《中國思想文化史》（2006、2007）。

　　在這一系列涉及中國思想史的著作中，《宋明理學史》是一個轉折。在20世紀80年代初，侯外廬先生已經不能工作，邱漢生先生的視力也幾乎無法閱讀，張豈之先生與邱漢生先生密切配合，順利完成了《宋明理學史》的寫作出版。從《宋明理學史》之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史專業作為全國重點學科，在張豈之先生的領導下，學科建設和研究生培養不斷擴大，使這個學派在培養新生力量方面達到天時地利人和。而六卷十三冊本《中國思想學說史》是在張豈之先生領導下，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共同澆灌一個果實。這和早期侯外廬學派相比，是向前推進了一步。這也是張豈之先生對中國思想史學科的一個重要貢獻。 

　　應該指出，由侯外廬先生開創、張豈之先生繼承和發揚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集體，其學派特色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當年外廬先生將其概括為“有所超越”、“判然有別”，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超越與創新，后來張豈之先生又概括為“兼和、守正、日新”的學術理念，它成為這一學術集體始終堅持的基本原則，而以社會史為基礎、融社會史與思想史為一體的研究方向更是貫穿于研究全過程的一條主線，至今仍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