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工業(yè)大學教授石元伍獲國際“紅點獎”的作品《救生三角筏》，被舉報系抄襲學生創(chuàng)意。媒體日前報道說，校方已初步認定石元伍涉嫌抄襲，決定暫停其系主任職務。對此，石元伍表示“不理解”，他認為，校方沒有站在保護教師的立場上解決問題。

　　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校方對涉嫌抄襲者暫停行政職務，順理成章，有什么不理解的呢？石教授不理解的原因是，學校沒有著力保護教師。殊不知，學校所維護的是嚴謹的校風學風和起碼的學術道德，這恰恰是對所有師生最有效的保護。這個道理不深奧，大家都能理解，唯一不能理解的大概就是石教授本人了。

　　石教授的“不理解”，才真讓我們不理解！一個堂堂的大學教授怎能心安理得地在學生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抄襲作品獲國際獎項后，怎能坦然對記者大談“創(chuàng)作心得”？面對原創(chuàng)者的揭發(fā)，怎能以所謂的“共同創(chuàng)作”為由文過飾非？對校方合理的調查和處罰，又怎能不但不知悔改反而發(fā)出憤憤之詞？這一切疑問的同一指向，即是部分學者學術是非感的淪喪。

　　學者理應是社會的“文明極”，是社會道義和道德是非的評判者，可是眼下一些學者本身的是非觀念已經非常模糊了。明明是錯誤的、為世人所不齒的事情，在他們眼里“沒什么大不了的”；對頻出的學術抄襲亂象，他們不僅不憤慨，反而以為“人可為我亦可為之”；學術不端行為東窗事發(fā)，他們不僅不感到羞恥，反而理直氣壯地狡辯，坦然自得地繼續(xù)上講臺、上電視自我標榜……凡此種種，對學風、對世風危害極大。

　　《自然》雜志曾刊文稱，“中國某期刊檢測出31%的投稿中有抄襲現(xiàn)象”，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論文抄襲率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可見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不得不老生常談的問題。對此問題，人們已經提出過許多解決思路，譬如立法、運用反抄襲軟件、打破職稱終身制等，但總的說來解決這一問題最終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嚴格的問責機制；二是為學者秉承起碼的學術自律。

　　過去，一些單位對抄襲者過度寬容，助長了抄襲風氣蔓延，民眾意見很大。這一次，湖北工業(yè)大學沒有“站在保護教師的立場上解決問題”，而是毅然對涉嫌抄襲的系主任石元伍停職，表現(xiàn)出了難得的學術“較真”精神，獲得了各界肯定。筆者以為，此舉理應成為高校和科研機構應對抄襲事件的范式——對學術不端行為，就是要零容忍，就是要一票否決。與此同時，全社會須高度重視誠信、慎獨的學術生態(tài)之重塑。“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少了這，再周密的制度設計也可能被某些頑固的“不理解者”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