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謂的人生記憶力，不包括書本知識。一個優秀小說家的記憶力，主要表現在對人生體驗和生活經驗的龐雜而精細、豐饒而準確的保存、追憶與復現。而且，這都并非刻意為之，它是無意識、下意識的，自然天成的，就像生命密碼一樣，儲入大腦皺褶最深處，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

　　◎那想象力對一個小說家又有何意義？一是任何想象都離不開現實生活（記憶）的基礎，它都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延展和飛騰，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二是重現記憶的過程也就是想象的過程。

　　在我有關文藝理論、創作方法、寫作技巧的種種學習記憶中，人們似乎普遍認同，成就一個優秀小說家，大致包含這樣一些基本要素：苦難的童年遭際、傳奇的人生經歷、豐富的情感世界；深刻的思想力、敏銳的觀察力、飛揚的想象力、精到的表現力，甚至敏感、憂郁、多情、自戀的個性與氣質，等等。支撐這些理論的例子信手拈來，言之鑿鑿，由不得你不信。當然，我不是不信，我也認為他們說的基本上都是真理。我只是想有一點小小的補充，即再加上一點：一個小說家的人生記憶力。

　　需要說明的是，我所謂的人生記憶力，不包括書本知識。譬如先秦散文過目能誦，唐宋詩詞倒背如流；外國小說經典細節如數家珍，警句格言張口就來，概念名詞滾瓜爛熟……這些對一個博導、一個學問家也許是必須的，對一個優秀小說家也是需要的，至少是重要的，但遠不是最重要的。以我看來，一個優秀小說家的記憶力，主要表現在對人生體驗和生活經驗的龐雜而精細、豐饒而準確的保存、追憶與復現。譬如某一個人物的形象、神情、動作、言語；某一個場景的概貌、色彩、線條、光影；某一個事件的緣起、始末、關鍵與細節；某一種情感的發生、發酵、積累和引爆，乃至一種過電般的感覺，一絲溫馨的氣息，一縷酥癢的微風，等等。盡管已經過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仍然歷歷在目，怦然動心，靈魂出竅，仿如昨日，刻骨銘心。而且，這都并非刻意為之，它是無意識、下意識的，自然天成的，就像生命密碼一樣，儲入大腦皺褶最深處，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一調動、一激發，就如萬斛泉水，奔瀉而出。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活確實是創作的唯一源泉。而生活首先不是大時代、大轉捩、大跌宕、大事件，它首先是個人的際遇和命運，而個人感受又總是由綿密、細致、柔婉、豐滿的生命和生活之流所組成。有了這個，時代、事件才是立體真實的和鮮活可感的。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小說家是否具有超常的人生經驗記憶力是關系到這個作家能否成功的先決條件。譬如多年以來，我閱讀莫言的鄉村小說，從早期的《透明的紅蘿卜》、《枯河》、《白狗秋千架》到中期的《生死疲勞》、《十三炮》直至晚近的《蛙》等等，始終有一點讓我深深折服并且自嘆弗如的就是他對童少年時期鄉村生活豐繁、全面、深刻、精準的記憶。無論是天、地、人、畜，還是鄉風民俗，無論是節氣更迭還是四季景觀，無論是農事稼穡還是鄰里糾紛，從一草一木到一花一葉，從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黃昏的蜻蜓停留在荷葉上眼睛轉動時折射出夕陽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天香，傳神寫意，纖毫畢現。渾厚多彩如油畫，細致精微似工筆。直讓人嘆為觀止。那簡直就是北中國農村生活的教科書加高密東北鄉的芥子園畫譜。按說，有過莫言這樣鄉村出身和生活經歷的人何止千萬，成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數，但能從筆下呈現出如此斑斕多姿的北中國農村原生態圖景的卻鳳毛麟角。這當然關涉到一個作家才華秉賦的高下，而這才華秉賦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人生記憶力。

　　人們常常在說到才力不逮的時候好用一句話：胸中有而筆下無。然而我卻懷疑，其實是胸中也無，然后才是筆下無，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為我自己就常常自我檢測兒童直至少年乃至青年時期的經歷（尤其是細節）究竟還記得多少，搜尋記憶的結果總是令人沮喪。其實這也是導致我最終放棄小說創作的重要原因——寫作資源嚴重匱乏。綜觀一些經典名著，如《戰爭與和平》中對少男少女情竇初開情境（包括那棵著名的老橡樹）的逼真描寫；《靜靜的頓河》中對頓河風光和哥薩克民俗的有力展示；《追憶似水年華》對一個人獨處的孤寂的深刻感受；《弗蘭德公路》中對戰爭尤其是潰敗場景的濃墨重彩；更遑論《紅樓夢》對大觀園妙齡芳心之男女，鐘鳴鼎食之生活，池塘青草之情感的繁復、華麗、堂皇、細膩、不勝其詳、不厭其煩的全息呈現，都讓人真切地看到了作者的影子并為其超常的記憶力所折服。

　　引發我以上一大篇關于人生記憶力問題的感想乃緣起于為“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2年入圍之方如小說集《看大王》作序。方如今年乃“三進宮”，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跟方如的小說風格有關。在初審意見中我寫道：部分同意推薦人的意見。我認為方如像極了2000年度的王靜怡：“淡淡地咀嚼人生的滋味”——進入了一種人淡如菊，我心悠然的境地……可貴之處就在于她以一顆平常心，從平平淡淡之中發現了世俗生活里的情趣與詩意，照亮了人性中的美好和善良，咀嚼出了人生的滋味，傳達出了人生的真諦。正因為有了一顆平常心，才保證了觀察生活的目光的澄澈與透明，藝術感受力的敏銳與純正，敘述語言的從容與干凈。從而，使她的小說整個地具有了一種清茶的品格與氣質：溫馨、淡雅、清正、平和。

　　以上寥寥數語來評價方如，庶幾相當。正如我所同意的推薦人（吳義勤、裘山山）的“部分意見”——“方如的小說，總是在不急不緩的講述中，呈現出她對生活的感悟和認知。她從來不浮躁，不追逐時髦，其創作狀態有一種難得的定力。我尤其喜歡她在敘述中流露出的那種情愫，那種淡淡的憂傷。”在這個評價維度上，我們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但是，一篇文章難作兩遍。也正因為這“略同”和共識，使我面對12年后的又一個王靜怡倒是下筆躑躅了。我總想避開大家都發現了而又與王“雷同”的特點，企圖找出點新的亮點，說出點新的意思。終于，我在閱讀方如中篇小說《過火的山林》時，有了一點新的發見。

　　按說，方如是一個體驗型特征鮮明的小說家，她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是個人經驗的重現與敷衍，至少也以其作為背景或倒影。她的小說基本上是“回憶”吃飯，記憶的功夫或強項在其小說中一以貫之，早就應該被發現的呀。為什么到《過火的山林》才有所注意呢？這是因為：一、《過火的山林》在小說集中排到倒數第二，遭際較晚；二、更為重要的是《過火的山林》是方如小說中一個罕見的“重大題材”。講述的是1987年那場震驚全國的大興安嶺山火的有關故事。關鍵在于時間起點——1987。也就是說，那時的方如5歲左右，正是一個小孩子渾沌未開的懵懂時期（譬如我自己就對兒時的記憶一片空白），但方如的筆下，卻呈現出了對山火的精細、繽紛的立體記憶——

　　“彌漫的煙氣讓眼前的一切看起來都影影綽綽的，陌生又恐怖，最恐怖的就是那一叢叢高大的松樹，每一棵上面好像都高高低低漂浮著一大串大大小小的黃火球，它們怎么可以那么明亮，那么整齊、艷麗和詭異？而在那些燈籠背后，作為背景的天空則出現一片令人驚悚的火紅，人、建筑還有樹木的影子正夸張地在這片火紅中晃動著，跳躍著，隨著我驚惶的打量，一下子突然變得更加陰險切近起來，仿佛所有那些曾經安靜地聳立在地面上的一切，正在此時拔地而起，正迅猛地、呼呼呼奔突著向我們追趕過來……”

　　如果說山火令人駭然，容易打下烙印的話，那么，她對隨后不久展開的小學生活記憶又如何呢？讓我們透過她的眼睛先看看這位“于老師”吧——

　　“而站在講臺上呢，她的笑則是變幻莫測的。把笑意憋在眼底，緊緊地抿住嘴巴，她直面坐在座位上指手劃腳、信口開河的我們，來回踱著步，不時欣慰地微笑點頭，或高深莫測地微笑著搖頭，偶爾我們鬧得太兇了，她便要板起臉來，‘嗯，無法無天了么？’她用鼻子輕輕地哼著。目光突然銳利了起來，一圈圈地掃視著我們，我們都怯怯地大眼兒瞪著小眼兒，心里急急地打起小鼓，然而只一會兒，當我們再抬頭，就會發現她早在那兒彎著腰笑軟了，此時的笑聲會隨著肩膀的抽動，被她篩糠一樣篩出來……”

　　綜上所引，足可以看出，方如是一個閱讀人生大書過目不忘的記憶高手，她的寫作，始終如牛反芻，將大腦溝回與皺褶里的記憶一點點如春蠶吐絲般抽出、整理、編織。這也造就或限制了她的體裁與風格，但也保障或保證了她的創作資源與前景。或問，記憶力就真的這么重要嗎？它僅僅是針對方如而言還是具有普遍性？如果它是普遍規律的話，那想象力對一個小說家又有何意義？

　　這是一個大問題，也許是一個理論專著的大題目。但往簡單里說，最樸素地看，根據我青年時期幾年小說創作的一己陋見，這個問題是否可以分兩方面說。一是任何想象都離不開現實生活（記憶）的基礎，它都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延展和飛騰，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將無從發生也難以落地，即便口吐蓮花說得天花亂墜，也不免成為沙海幻影和空中樓閣，讓人從中讀出一個“假”字。而判別這真實與虛假的參照就是現實。舉一個想象的極端例子——孫悟空。不管他神通廣大，八九七十二變，人們接受他、喜愛他的先決條件，并非是他的超現實的神性，而恰恰是人們經驗世界中的猴性和人性，離開了這種現實基礎，孫悟空也將蒼白無力。二是重現記憶的過程也就是想象的過程。首先，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哪些進入，哪些刪除，哪些長期儲存乃至發酵，這都已經潛在地經過了作者美學眼光的過濾與塑型；再到呈現時抓住特征，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加工放大，升華成為一種全新的來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形象。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說的兩句話：一、生活是一切文學創作的唯一源泉；二、一切成功的藝術都是即來源于生活，但又比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集中、更生動、更典型，因此也就更帶普遍性。準此，則可以進一步推論，一個沒有超越常人的人生（生活）記憶力的人，想成為一個優秀小說家，嘎嘎其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