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光隧道把我們送到30多年前的中國，你問國人什么是版權，幾乎99%以上的人會一頭霧水；而在2012年的秋天，你可能在街頭巷尾就會聽到尋常百姓熱議當今中國最熱的電視綜藝節目《中國好聲音》時，會些許談論到參賽選手李代沫因未經授權拍攝《我的歌聲里》MV而與原創作者發生版權糾紛的“故事”。

　　不錯，“版權”一詞對于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已成為使用率較高的詞匯之一。國家版權局去年發布的《版權工作“十二五”規劃》顯示，中國國民的版權認知度已從2006年的60.6%上升到2010年的75%。在“十二五”期間版權工作的主要目標中就包含將“版權的國民認知度提高到80%以上”。這幾個跳躍式的數字所顯示的成果無疑得益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頒布與施行。

　　版權法律體系為提升軟實力奠定基石

　　從20世紀90年代起，新中國的版權事業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1991年6月《著作權法》正式實施后，國務院又先后頒布了配套的行政法規。如1990年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2002年修訂)、1991年的《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2001年修訂)、1992年的《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2004年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2006年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2010年的《廣播電臺電視臺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等，形成了既符合國際公約又具有中國特色的著作權法律體系。

　　我國用較短時間重建了現代版權保護制度，對于版權創造、運用、管理和保護實行了一系列較為完善的政策措施。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前總干事鮑格胥曾就此評價說：“在世界知識產權史上，中國完成所有這一切的速度是獨一無二的。”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柳斌杰在為《中國版權事業二十年》一書所作的序中所說：“版權保護作為鼓勵和保護知識創新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對于激發民族創新熱情、提高民族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國版權保護對于促進創新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果。”據介紹，由于政府堅持推進軟件正版化，加大打擊軟件侵權盜版力度，我國軟件登記數量從2000年以前每年僅三五百件，2006年迅速增加到2.3萬多件，2010年突破8萬件；我國軟件產業的產值由2001年的750億元上升到2010年的1.3萬多億元，年均增長40%以上。特別是民族軟件企業借助推進軟件正版化工作東風，發揮國產軟件的“性價比”優勢，打破了國外軟件一統天下的局面，市場份額不斷擴大、產品質量不斷提高，形成了金山、中望、CAXA、浩辰等一大批高水平的民族軟件企業。

　　9月15日，蘇州浩辰軟件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陸翔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滿懷深情地說：“如果沒有近年來國內不斷改善的版權保護環境及我國政府持續推進軟件正版化工作的政策措施支持，就沒有浩辰2012年突破1億元的銷售規模、海外市場200%以上的增長率。”

　　這一番話無疑代表了中國企業家們對于中國版權保護制度的認可。

　　中國版權相關產業增加值已超世界平均水平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將版權產業劃分為四部分：核心版權產業、部分版權產業、與版權相互依存的產業、非專用支持產業。而狹義的版權產業，主要指核心版權產業。

　　為促進我國版權產業發展，2008年我國發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第一次在國家戰略規劃中明確提出，要促進版權市場化，使核心版權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提高。

　　根據WIPO與國家版權局合作完成的《中國版權相關產業的經濟貢獻》調研項目報告顯示，中國版權相關產業行業增加值占全國GDP比重已從2004年的4.94%(7884.18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5%(22297.98億元)。核心版權產業的行業增加值及其占當年GDP的比重增長較快，2004年為2%，到2009年已增至3.5%。WIPO副總干事王彬穎今年6月在北京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保護音像表演外交會議期間曾就此評價說，“這些數字表明，中國版權相關產業行業增加值已經明顯超過5.8%的世界平均水平。”

　　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就此分析說，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版權作為產權化的智力成果所具有的財富屬性、產品屬性和高附加值屬性，使其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要素和財富資源。版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高，版權在推動相關文化產業發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沒有受版權保護的智力資源支撐，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文化娛樂、廣告設計、軟件、信息網絡等眾多文化產業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少了生存的基礎。可以說，文化產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并取決于版權創造、利用和保護的水平。

　　2011年，以核心版權產業為基礎資源的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收入突破了千億大關。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版權產業增長率更是遠高于同期GDP增幅，已占屬地GDP比例高達9%~12%。深圳市2010年版權產業增加值達1770多億元，占其當年GDP比重高達15.39%，這甚至超過了美歐國家的整體水平。

　　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司長于慈珂表示，近年來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壓力下，我國版權相關產業發展不僅沒有停滯反而逆勢上揚，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保持了連年增長的態勢，版權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對創新型國家的建設起著巨大促進作用。版權產業更被稱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由于對版權進行了有效利用和保護，不僅實現了企業效益的大幅度提高，還帶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南通的紡織業依靠版權提高核心競爭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10年，WIPO與國家版權局共同發布了雙方開展的南通家紡業版權保護優秀案例示范點的調研報告。報告的發布表明了WIPO在全球首次針對一個國家的特定地區和一個行業而進行的關于版權保護對區域性經濟促進成果的微觀調研項目已取得重大成果。時任WIPO創意產業司代司長的根切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南通家紡產業的發展繁榮得益于企業自下而上形成的較為完善的版權保護做法，同時也得益于政府對家用紡織品產業版權保護制度，它對推動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具有借鑒作用。

　　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掌握話語權

　　2012年6月，由WIPO主辦，國家版權局、北京市政府共同承辦的保護音像表演外交會議在北京舉辦。會議成功締結了《視聽表演北京條約》，122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當場簽署了條約的最終文本，其中，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48個國家直接簽署了條約，創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歷屆外交會議簽約數量新高。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的成功締結，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協調各成員國協商談判近20年的最終成果。條約豐富并完善了世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為各成員國制定相關國內法奠定了堅實的標準基礎。“它是近12年來WIPO在版權領域的首個外交大會，條約的締結也體現了北京精神。”WIPO總干事高銳就此如是評價。

　　中國版權界一致認為，《條約》對于中國來說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是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掌握話語權，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重要成果。《條約》符合我國版權保護事業、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要求，有利于鼓勵創新、尊重版權，推動我國傳統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