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我接手電視劇《焦裕祿》劇本創作這個任務時，心里十分忐忑。因為焦裕祿的形象在上世紀60年代初是縣委書記的榜樣，到上世紀90年代初又有電影《焦裕祿》，焦裕祿這個人物形象在全國的觀眾心中已經定了型，甚至定了性。因此，如何寫出新意是有很大難度的。時代發展了，這個人物的典型意義不太容易把握。當年焦書記下鄉的時候騎自行車，住牲口棚，見了農民喊爹喊娘，要來百家干糧，脫光膀子跟大家一塊勞動，身上的汗比群眾的還要多。對現在的領導干部能不能這樣要求，如何寫好這個形象，挖掘焦裕祿精神的時代意義，這是我首要考慮到的問題。焦裕祿不僅是人民公仆的一個榜樣，更是一種精神的承載，我寫焦裕祿只是想把一個真實的公仆形象和他的成長展示給世人。

　　我認為焦裕祿不是一個貼了標簽的人，他的青少年時代有很多鮮為人知的經歷，焦裕祿不僅僅是一個親民和樸實的干部形象，而且是受過傳統教育，進過大學校門，又經過大工業鍛煉的有學養有能力的復合型人才，他上過哈工大，然后在洛陽礦山機器廠里工作了九年。焦裕祿又是很有藝術氣質的人，他上小學就是樂隊成員，二胡拉得尤其好。他在工業戰線上去大連實習的時候，在大連實習舞會上是白馬王子，歌唱得很好，文章寫得也好，他靠稿費給自己買了一身非常好的衣服，靠稿費可以帶一家人去吃海鮮。

　　很多朋友對我說焦裕祿在蘭考工作一年半的時間，這一年半時間能寫出多少戲份，我一開始也有這種擔心。到了蘭考以后我從縣檔案館把焦裕祿工作第一天到去世那天的檔案調出來，共470多天，看完以后我淚流滿面，這470多天每天都有驚心動魄的故事發生，每一天焦裕祿都是在奔波、勞碌、糾結、焦灼的過程中度過，可以說蘭考是他生命的華彩樂章。他全身心投入到認定的事業中，結合身體的能量和靈魂的熱度沖向一道道障礙，那堅定的信念和強悍的力量，讓人擺脫了精神上的痛苦，從而成為一個堅強的人。他蓬勃的生命姿態給了我們一種提示，也讓我們為生命意義進行追尋與思索。

　　我在采訪過程中有很多人問，焦裕祿離開我們40多年了，焦裕祿精神現在是不是有點過時？我這樣回答，中華人文精神只要不過時，焦裕祿的精神便永遠不過時。因為我認為焦裕祿身上所體現的“天下為公”的奉獻精神，厚德載物的人格精神，仁者愛人的博愛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克勤克儉的艱苦奮斗精神，都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人文精神的重要內容。盡管現在是一個張揚個性、尊重個人利益訴求的時代，但是焦裕祿精神并沒有與這個時代沖突，相反我們更需要這種精神。我認為焦裕祿精神集中體現著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焦裕祿的形象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削減其作為榜樣的力量。

　　再三思慮之后我承接了這個選題，因為焦裕祿一直是我心中高山仰止的人物，這之后我沿著焦裕祿工作生活的足跡開始了深入生活。我用了四個多月時間四下蘭考，焦裕祿工作過的洛陽礦山機器廠，他當過縣委副書記的縣，他的故鄉山東淄博市和求學過的哈爾濱工業大學，我都走了一圈，采訪了焦裕祿的鄉親、戰友、同事、領導，有120多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焦裕祿雖然離開我們48年了，快半個世紀了，但是人們一提起焦裕祿來，那種心情還是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剛到蘭考時，當地宣傳部的同志帶我到焦裕祿墓獻花圈，我看到他陵墓前擺的貢品都是新鮮的，老百姓蒸的饅頭、香蕉和蘋果都是剛擺上去，我問他今天是什么日子，蘭考的同志告訴我焦裕祿同志墓前每天都有人來祭掃，你任何時候來看到的都是新鮮的祭品，當地的農民有了高興事來和焦書記說一說，有了煩心的事來焦裕祿墓前哭一哭，他們把焦裕祿當成自己的親人。

　　人們對焦裕祿的懷念給了我很大的震動，焦裕祿以后蘭考的縣委書記換了好幾任，他們堅定不移地按照焦裕祿的道路走。我采訪的時候，他們的縣委書記說在這當書記很不容易，因為老百姓心中有一面鏡子，我們作為干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面鏡子，這個鏡子就是焦裕祿精神。

　　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焦裕祿的呼喚，從剛才舉的例子中，人們對焦裕祿的呼喚，我能體會到這一點。電視劇中的焦裕祿不單單是一個藝術形象，更是一種精神的承載。焦裕祿的故事不容刻意去設計，也更不能戲說。我試圖把《焦裕祿》的劇本寫成一部男人書，展現一個傳奇的焦裕祿，一個堅韌的焦裕祿，一個真實的焦裕祿，一個成長的焦裕祿，因為他的精神現在還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從這個層面來說焦裕祿還在成長。這幾點構成這部電視劇最基本的層次。

　　無論是導演、主要演員，還是劇組人員，大家都發揚了不畏艱難、團結協作的精神，用焦裕祿的精神拍《焦裕祿》。導演李文岐說，這是拍咱“爹”的作品，一定要拍好，這是一部大孝之作。正是由于這種頗具擔當的使命意識，才有了這樣一部呈現給全國觀眾的作品。

　　（本報記者張成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