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張子揚:中央電視臺電視劇頻道總監

　　討論嘉賓 鄭新文：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系兼任教授     饒曙光：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館長   潘魯生：中國民協副主席、山東省文聯主席、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  毛俊輝：亞洲演藝研究創辦人及總監

　　●張子揚：此次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的主題是交融與發展。各位嘉賓第一次到內地或香港是什么感受？

　　○鄭新文：我以個人名義到內地旅行比較早，但第一次在專業方面的交流是在1986年，跟隨香港管弦樂團到內地演出，去了北京、上海、杭州。當時北京音樂廳剛開一個月，設施非常好。到了杭州，是在老劇院演出，場地很大，聲音效果不錯。但因為是冬天，沒有制暖系統，我們就自己買了暖爐，提前幾天開始燒，最后達到要求的溫度。那時候的物理條件遠沒有今天這么理想。

　　○饒曙光：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內地有很多錄像廳，放映的大都是香港電影。我個人在錄像廳看了大量香港的電影，包括周潤發、周星馳、成龍等主演的電影，通過電影對香港已經有很多了解。第一次來香港是1992年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學術交流。當時兩個印象特別深：一是香港教授的工資真高，當時接待我們的教授月工資11萬港幣。我們和香港的學生也做了交流，最突出的感受是，我們對香港電影有很深的了解，但香港學生對于內地電影了解不多。今天的主題是交融與發展，只有更多的交融，才有可能促進兩岸四地電影與文化的發展。我希望有更多港澳臺的朋友關注內地電影藝術。

　　○潘魯生：我第一次和香港接觸不是本人到了香港，而是作品到了香港。1986年，我的畫作《零的突破》有幸到香港展出，反映的是許海峰獲獎的情況。之后交流的機會就多了。三年前我再次來到香港，最深的印象是香港的文化藝術，尤其是設計是帶有引領性的，很多藝術前沿資訊的發布都在香港，特別是服裝、首飾、家用電器等知名品牌的頂級設計公司也在香港，香港不僅僅是金融中心，也是當代藝術、當代設計的傳播中心，還是世界藝術交流的三大中心之一，我們對香港的研究還不夠。

　　○毛俊輝：2003年時，我是香港話劇團的藝術總監，我們搞了一出原創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由我導演。這個戲演過后非常受歡迎，并被邀請去北京演出。那時話劇團的經費只夠在香港演出，因此未能成行。半年后，我們又受中國藝術節邀請到杭州演出，這次我覺得一定要去了。我自己找了私人贊助，不僅贊助資金，而且把戲從杭州帶到了上海。這次演出使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香港還有話劇團，看到了香港的話劇團隊與人才，第一次有香港演員拿到了白玉蘭獎。這次活動也改變了香港政府的政策，從此對于大大小小的出外演出，有了可以申請的資金。最近這幾年，條件更加改善，規模大的團隊，已經有了固定的資金進行交流。

　　●張子揚：中國文化的發展需要交流與融匯，在這個過程中，每一位都有很多經驗，也會有很多糾結、鬧心的事情，或者說是交流中的瓶頸，但這個困難必須客服，不然就看不到光明。在這方面，希望大家談一談各自的心得與感想。

　　○鄭新文：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所做的調研，香港平均每一周有72個演藝活動。現在香港很多場地面臨飽和的狀態。我所從事的領域是藝術管理，和這些關系密切。另外我本人在內地工作了三年，并在大學里開設了藝術管理方面的課程。但是香港的管理方法放到內地不一定管用。在上海音樂學院，有老師說，我給學生介紹的那套方法，在內地大概是不可行的。但是他們覺得學生還是應該好好學習這套規范的國際化的方法。

　　○饒曙光：內地的電影市場發展非常快，十年前只有十個億，去年已經達到了130億，今年能夠達到180億，而香港本土電影票房大約維持在12億左右。因此現在很多香港電影人都在北上，內地成了香港電影的主要市場。但有一個問題是，香港喜劇片在內地的賀歲片市場占據相當大的比例，但票房成績并不理想。很多香港喜劇片在重復上世紀90年代的套路，呈現很強的同質化現象。可不可以回到過去的香港電影？答案是否定的。香港電影北上以后，只能向前看。因為電影和別的藝術不太一樣，電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觀眾決定的，既然現在面對的是內地觀眾，就要更多地去研究內地的市場，在保持香港電影過去基本優勢的基礎上，更多去融合內地元素。內地和香港電影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實行差異化的發展戰略。

　　○潘魯生：在小組討論時，我們探討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傳統文化得不到有效的保護。現在少有關注傳統文化對當下、未來國家、民族發展到底能產生怎樣的作用。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種子丟了，再想拾起來，再想恢復原生態的東西，是很困難。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呼吁保護和搶救傳統文化，但現在逐漸認識到，如何把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財富同樣重要。十八大報告里首次提出文化就是生產力。為啥？因為文化是種子，關乎社會發展。我認為兩岸四地的文藝家要做一次倡議，倡議保護共有的文化資源和精神家園。

　　○毛俊輝：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服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服務不是片面地逗逗觀眾開心。當年，香港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改編成話劇，并被邀請到上海、北京演出。但這個戲是廣東話，沒有普通話版本，在上海、北京公演行嗎？北京朋友說，我們有信心。結果演出時反響好得不得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文化差異、語言差異，而是我們的戲打動了觀眾。我們的特色與表演，舞臺上的呈現得到了觀眾的認同。有了這個基礎，就能進一步地交流。內地的專家很用心地分析這個戲，還說有些地方要向我們學習，這是很大的鼓勵。真正的文化價值在于溝通與彼此欣賞。彼此多些欣賞，多些鼓勵，其他都不是大問題。觀眾是最好的見證，他們的接受與認同給我們最大的能量。

　　●張子揚：四位怎樣看待文化的教育及承前啟后問題？

　　○鄭新文：香港擁有非常優厚的條件與藝術自由，體制上比較規范，近幾年，很多內地學生選擇到香港學習，在這些方面我們還可以作出更大貢獻。另外，越來越多內地的藝術作品選擇香港作為首演城市，這些合作非常有意義。至于中國文化走出去，需要培養跨文化的藝術管理人才，香港的藝術家可以在這方面作出一點貢獻。

　　○饒曙光：美國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將電影的全球化傳播作為一個國家戰略。現在，美國不僅把大量的電影產品推向全世界，同時把電影的標準也推廣到全世界。現在很多年輕人自覺不自覺地就把好萊塢作為電影好壞的評判標準。最近三年，我花大力氣把美國主流商業院線上演的電影幾乎全看了一遍，我有兩個重要感受：美國電影正在重新定義電影的標準，借助資本優勢和高科技優勢，大幅度提高了電影生產的門檻；美國電影越來越游戲化。面對這樣的情形我們該怎樣面對？電影的產業票房是一定的，但它所帶來的卻是國家形象的傳播、關乎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如果中國的電影院每天以兩塊熒幕的數量增長，如果這些電影院都在放好萊塢電影，會對我們的文化造成怎樣的致命傷害？我們必須提高本土電影、國產電影的市場占有率。另外，電影產業發展不僅僅是賺錢，更重要的是呵護和滋養一個民族的心靈。電影要有票房指標，同時也應該有文化指標、精神指標，這是電影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我個人對華語電影的發展比較樂觀，從全球來講，有好萊塢和寶萊塢，但是如果能將兩岸四地巨大的市場空間、共通的文化底蘊、電影傳統、人才優勢集聚起來，完全可以創造一個“華萊塢”，一個新的電影中心。

　　○潘魯生：任何文化藝術的發展都離不開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的方式可以是多種的，比如很多普及性的素質教育，包括書法、曲藝等等，就可以探討不同于一般大學教育的模式。另外藝術教育的專業教育嚴格來說是精英教育。現在70%的大學設置了與藝術相關的學科，高等院校的藝術教育近15年來迅猛發展，藝術學已經上升為第十三個學科門類。這是很好的基礎，使藝術教育有了快速的發展、科學的定位。

　　○毛俊輝：人才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問題，要培養傳統的價值觀和創新的價值觀，有了傳統的基礎，才可以創新。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文化創新就是求新，其實并非如此。創新必須植根傳統的文化土壤。如果沒有優秀的土壤，僅是無根的模仿與隨潮流是無法實現文化創新的。有了傳統，才可以有更大的視野。我曾在美國發展十幾年，和美國同行相比，我感覺自己很幸運，因為我懂的是他們的雙倍，既了解西方戲劇，也懂我們中國戲劇。今天是中華文化最好的時候，是我們可以大展身手的時候。

　　（本報記者金濤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