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力在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經濟騰飛、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在黨的十八大精神感召下更是至關重要。如何擁有與提升文化力是各文化藝術領域必須深思的問題。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電影作為中國文化發展的重鎮，責無旁貸迫切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力。為此，中國電影人亟待思考與實踐些什么呢？專家冷靜反思——中國電影如何提升文化？

　　“莫言獲諾獎告訴我們，不存在一個人離開這片土地，卻能用代表自己的語種不斷博取諾貝爾大彩！”

　　“不要把技術和藝術簡單地對等，從這個意義上北京連印第安的茅屋都不如。”

　　“中國歷史題材的電影，包括正在熱映的《王的盛宴》，雖然我沒看，我仍然不贊成，因為氣息不對！”

　　“中國電影如果不靠虛張聲勢把人們吸引回電影院靠什么？和大片競爭靠什么？”

　　“當創作者不知道該信什么的時候，怎么去告訴你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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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問題，直白剖析，這些直指當下中國電影創作問題的犀利言辭，來自日前由中國文化書院、北京電影學院聯合主辦的，于北京電影學院舉行的題為“文化視野下的中國電影”的“中國文化力”2012論壇。著名作家、劇作家、詩人蘇叔陽，著名導演田壯壯、何平，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著名藝術史論家劉傳銘，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等幾位專家在論壇上聚焦文化力，把脈當下中國電影發展。

　　關鍵詞：［價值觀] 尋找當今藝術所表現的主流價值觀念是今天電影界應當探討的問題

　　湯一介先生在《啟蒙在中國的艱難歷程》一文中，曾論及建構性后現代主義的“第二次啟蒙”與儒家的“仁學”理論的內在一致性。他說，如果說第一次“啟蒙”的口號是“解放個人”，那么第二次“啟蒙”的口號則是“關心他者”、“尊重差異”。“關心他者”的思想如果用中國儒家思想來表述，就是“仁者愛人”。也就是說儒家學說的核心價值“仁愛”，可以和建構性后現代主義的“關心他者”接軌。建構性后現代主義提出的“尊重差異”，正是儒家思想所主張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另一種表述。

　　援用湯一介的這一觀點，蘇叔陽認為，中國當前探討的國學文化的本質核心價值觀念正好與西方方興未艾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相吻合，我們正處在一個特別有利的機緣，搭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平臺，因此我們應該從外部世界中去觀察當今社會的主流觀念是什么。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影界在這方面卻不夠敏感。“我們不知道全世界想的都是什么，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都是什么。與之一致的是，我們對于許多從西方傳進來的大片的解釋不當。比如說《阿凡達》《泰坦尼克號》究竟怎么解釋其核心價值觀，我們從電影技巧，從3D、4D等技術的發展方向上認為其是里程碑式的電影，卻不能從思想觀念上發現這些影片灌注了哪些新的觀念，以及這些觀念與我們的關系。”

　　對于當下電影對一些歷史題材的改造，蘇叔陽認為許多改造同樣不符合今天全世界主流觀念和時代潮流。“一個很顯然的問題是，我們民族中有些曾經在世界上振聾發聵的題材，像《趙氏孤兒》這樣的曾經使15世紀前法國啟蒙派受到靈魂震動的題材，今天改造后的電影作品再也起不到這種作用了。再如對荊柯，今天究竟應該怎么理解，是按照西方模式視其為一個殺手嗎？有沒有世界可以共同尊崇、共同信奉的核心價值觀，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在電影中探討。因此尋找當今藝術上所表現的主流價值觀念似乎是今天電影界應當探討的問題。”

　　“為什么中國電影不好看，我的理解是創作人缺乏價值觀，當創作者不知道該信什么的時候，你怎么去告訴你的觀眾？”這是何平開宗明義的觀點。在他看來，反映在電影里的創作者的價值觀、道德傾向和信仰，就是電影的文化力。人們喜歡的電影，其創作人常常是非常有信仰的，他們的道德觀都是非常明確的。“最近《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是一部充滿信仰的電影，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情節敘事，包括技術的轉折點都是用信仰來完成的，這才是電影里的文化力量，每個創作者要找到的力量。”

　　“我們信什么，我們堅持什么，我們能為別人做點什么。”田壯壯道出了一生從事電影藝術所秉持的東西，他坦言正如電影《悲慘世界》中對他影響至深的那句話，“我們到世界上來是給而不是取！”　　

　　關鍵詞：［文化認同］處理好文化認同感與文學、藝術可能性之間的關系，中國電影的文化力也就有了

　　“莫言獲諾獎告訴我們，文學是一個在祖國完成的事業，不存在一個人離開這片土地，卻能用代表自己的語種不斷博取諾貝爾大彩！”劉東如是結論莫言獲諾獎的啟示，并進一步認定：在文化認同感與文學可能性之間有一個正比例的關系。

　　“中國電影如果不靠虛張聲勢把人們吸引回電影院靠什么？和大片競爭靠什么？”這是劉東面對全球化浪潮中，機遇與挑戰共存的中國電影發出的疑問。而他給出的解決途徑則是首先要處理好文化認同感與文學、藝術可能性之間的關系。

　　“如果我們先有生活，我們熱愛生活、體會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有文化韻味，然后想盡辦法把它表現出來，我們就有可能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電影道路，我們就有可能讓電影變成多元一體，不再像西方和它的倒影一樣。否則面對別人的大投入、高科技，我們永遠只能是跟著別人走。如果每一個成熟的文明都可能對電影說一點話，電影的概念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我們永遠是查西方的百科全書，電影概念就會像維特根斯坦說的那樣，是一組家族相似的概念，不一定要聽西方人說什么是電影，這樣，中國電影的文化力也就有了。”劉東說。

　　而在劉傳銘看來，中國電影最重要的是“基因”。他認為，電影，尤其是對中國電影來說，它的基因是由小說和戲劇構成的，是以導演和表演藝術呈現的思辨方式，以其它綜合電影手段為化妝為武器征服觀眾的綜合能力的藝術。“基因太重要了！中國文學的基因，我們民族基因最核心的種子不是小說也不是戲劇，而是詩和與詩類似的呈現方式，包括賦、詞、曲。這種中國文學形式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文明中汩汩流淌著，而小說和戲劇恰恰是西方傳統的形式。”劉傳銘指出，電影從誕生到現在，幾乎所有的導演和編劇，都在用他們的技術對成功的小說或戲劇做電影的敘述和剪裁，使其以形象的方式呈現給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取法乎上，做一種更高追求，追求詩化本身的電影會獲得什么樣的結果？它可以是一個敘事性很強的故事，但是詩的種子一定要在電影里，這是中國電影永遠不要忘記和忽略的一個靈魂問題！”

　　劉傳銘還提出，中國文化除了詩就是經學，而經學主要發端于先秦諸子。先秦哲學家倡導認識天地、認識人、認識我們自身、認識規律。孔子學問里強調了為己之學，這個為己，不是自私自利的為己，而是強調自己的自身道德修養及文化的提高，是自己境界的提升。“所以我們做學問根本不是做給別人看，不是用別人的標準、更不是國外的、西方的尺子來量我們自己的身體。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希望所有的電影人對中國傳統文化關注再關注，這也許恰恰是我們中國電影真正被世界認同的最不可或缺的東西。”

　　關鍵詞：［使命感］沒有對電影精神本身文化本質的追求，電影人沒有希望，中國電影也不可能有希望

　　“目前中國電影的狀況，已經堂而皇之地要打造一個庸俗電影的平臺了，這實在是太讓人絕望了！”針對華誼兄弟掌門人王中磊、王中軍兄弟日前在《人物》雜志的專訪里表態，要在短期內把華誼打造成一個庸俗的商業電影平臺，劉傳銘直言不諱自己的感受。劉傳銘說：“大家不要認為那是調侃，在中國當代電影界，華誼電影應該還是舉足輕重的，他們之所以這么說，第一層意思是要打造一個足夠有商業實力的平臺，庸俗不庸俗不重要，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當代電影哪一個不庸俗，這是他們的潛臺詞。”

　　劉傳銘直言，“所謂商業上的成功，今年華誼給國家納稅不到3個億，我的老家一個很小很小的酒廠已經納稅突破10個億，如果真的從商業角度看華誼在中國只是一個很小的公司，但它在中國已經相當有影響力號召力，但他們能夠放棄使命感，放棄文化本身對電影人的要求，說出這樣的話，實在太讓人失望了。一個人，一個愿意投身電影藝術的人，沒有自己文化上的、對電影精神本身文化本質的追求，他自己沒有希望，中國電影也不可能有希望。”

　　致力于藝術史研究的劉傳銘坦言因專業影響而對中國古代歷史題材的電影比較關心，但同時毫不隱藏自己對歷史題材電影的失望。“中國的歷史題材電影，包括正在熱映的《王的盛宴》，雖然我沒看，我仍然不贊成，因為氣息不對！”劉傳銘指出，任何藝術都是有生命的，當人們面對一個藝術作品，里面就會有一個生命飛出來，讓人馬上會對其作出第一判斷。“氣息是生命的根本，沒有這個氣息，故事再好也是一個偽故事。”

　　“結論很簡單，可能這個結論粗暴一點，我甚至認為中國當代電影是被技術綁架、被商業奴役的狀況。我看到的尤其是被商業炒得甚囂塵上的電影實在是令人失望。”劉傳銘說。

　　關鍵詞：［技術與藝術］如果我們的電影永遠崇拜技術，就永遠只能跟著別人走

　　何平指出，當今全世界的電影，類型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敘事的傾向性與科技的結合，就是用什么樣的方式敘事。新的敘事已經離開我們過去傳統電影中的類型敘事，新的技術引導下的敘事越來越多元化，而且越來越沒有邊際。“所以技術在電影中，尤其是商業電影中真的是不可缺少的。”

　　“就華語電影在國內而言，為什么會給人一種感覺是我們重技術缺藝術，是因為我們的創造力不推動國內的技術發展。好萊塢的創作人并不是技術已經誕生了，他們才開始用這種技術來構思他們的電影，來實現他們的電影理想，而是因為創作人有一套想法，需要在銀幕在視聽方面實現，于是就有攻關的團隊為這部電影去研究很多技術、設備等，所以在真正的整個國際產業發展中，技術永遠是為藝術服務的。”

　　何平認為，中國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技術開發和設備開發，我們都是拿來就用。每一天我們的工作人員都在追趕，在學習使用這些設備，而在學習使用中我們是很難把自己的創意融入進去的。比如對于很多高新設備，可能很多操作人員根本看不懂上面的英文菜單，100個功能可能他們只會用一二個。現在電影科技越來越成熟，尤其觀眾看了大量高科技的電影，會使他們對整個大陸電影不滿意，說我們的技術很濫，還沒有涉及到內容問題。所以就工業來講，國產商業電影的工藝不達標，不夠國際水準，因此很多電影走出去很難，市場推廣很難。

　　“我們的電影是技術超過了藝術，制作超過了創作！”蘇叔陽說。

　　劉東則表示，有個問題大家一定要注意，藝術這個詞是鴉片戰爭后由日本人給翻譯成了art，讓我們以為天經地義就有藝術這種東西存在。在古希臘，藝術的詞根本來是指技藝，后來在西方開始轉變后，導致了技術和藝術兩個方向。技術永遠是朝前看的，而藝術則是向后看的，比如一個100年前的法拉利汽車就會很值錢，因為人們會換一種心境去欣賞它。

　　“我們要不要把電影純粹看成一種技術。很多電影導演對3D崇拜得五體投地。如果我們的電影永遠崇拜技術，那么永遠只能跟著別人走。有些外國人認為北京什么特點也沒有。你覺得我們的北京比安徽的民居更美麗嗎？我們從技術上已經進步很多了，但大家不要把技術和藝術簡單地對等，從這個意義上北京連印第安的茅屋都不如。我們把藝術與技術這條線劃開，就會有很多啟發。”劉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