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寫給本文作者的信封。這種紅框豎信封，早已成為了歲月的記憶。錢鍾書俊朗的題寫，為它平添些許歷史文化氣息。 

　　俞平伯1978年寫給本文作者的信封。令人慨嘆的是，它與華粹深1976年寫給作者的來信信封，竟然都是用黃君坦去信的信封翻制的。 

　　杭州毛應民寄來一信，是真正通過郵局“寄”來的。如今，私人之間用紙質的信函，愈來愈少了，所以我很高興。不僅如此，這個信封也很有意思：毛筆書寫，收寄雙方，姓名款識俱全；還有，剪開封口一看，這個信封竟是用我前些天寄給他的信封翻過來、自己糊制的——這個更令我感動了。毛應民心細如發(fā)，簡直是投我所好。

　　在電腦和手機還不曾充斥的時代，書信，是我鐘情的摯友。

　　以前，每有信來，總是小心翼翼地沿著信封一端，剪下一個極細的小條，細窄到能打開信封取出信紙即可；遇到信口粘得不太死，略可見一條小縫隙的，就用一琺瑯把兒的小寶劍，沿封口插進去，輕輕挑開，取出信紙。我從不用手撕信封。

　　這是我多年的習慣。

　　為什么會這樣？固然與鐘愛這位摯友有關。信封和信紙是同一整體，信封上的字跡大小，潦草或工整，上下款分幾行排列（舊時還有“三兇四吉五平安”之說），字行間距疏朗還是緊密，等等，都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文化修養(yǎng)，性格氣質，甚至情感關系。這是“馬齒日長、識知漸多、越趨世故”而對書信產生的認識，因而有意尊重與保存完好信封——但，這只是“近因”。

　　還有更遠之因，就要追溯到幾十年前了。因為多年來我有一個“陋習”：愛翻拆信封，即把舊時用過的信封翻過來，再加使用。這是一套頗為用心細致的“工藝流程”，而我卻樂此不疲。

　　大學畢業(yè)后，我的老師華粹深從天津寄信來，每次用的也都是翻制的舊信封。我有時好奇，從信口往里看，看是用的誰的來信信封。嗬，竟有俞平伯、吳曉鈴的。后來我到出版社工作，五湖四海，接觸到一些作者。華粹深的老師俞平伯的來信，也竟有用翻制的舊信封。前輩先賢們都這樣做，更鼓勵了我繼續(xù)翻制信封。

　　現在，這項工作歇業(yè)了。自打1994年起，用的都是全國統一的“標準信封”，陳祖芬曾給它起個名兒，叫作“穿制服的信封”。據說這是現代化，好分發(fā)。我那幾十年如一日翻制的舊信封，再也無從使用了；那些可愛的、溫馨的、讓人留戀的、充滿詩情畫意的各式信封，再也看不見了。上邊印有齊白石魚蝦的、“十竹齋畫譜”的、敦煌飛天的、民間剪紙的、兒童年畫的、風景建筑的、花鳥魚蟲的，一切的一切，全然不見了。

　　我手邊還有幾個中式長信封，淺藕色的宣紙，上邊印有仙鶴、梅菊暗紋，中間一道通天徹地的殷紅殷紅的方長框框，倘若再用毛筆書寫出游龍驚鴻般的文字，該是一件多么誘人的藝術品。

　　西泠印社曾出版過一冊線裝的《于右任先生手札》，收其書信三十八通，各式各樣的信封也竟有九件之多。信封上的書藝，字字奇趣，筆筆性靈，悉歸自然神志，與各通信箋視為一體，稱得上是“洪流浩蕩”。

　　1995年夏天，我曾在俞平伯哲嗣俞潤民府上見到《古槐書屋苦雨齋書信》，是周作人、俞平伯師生1924—1932年的通信，近四百通。俞平伯當年即已陸續(xù)裝裱，夾板三巨冊，周作人作跋。且不說其書信內容是新文學史料中的寶貴財富，即其各式的箋紙信封，及書法藝術，亦堪稱珍貴的文物。

　　文史專家葉祖孚在所著《北京雜憶》中，有一段談信封的精彩記述，剽記于此：

　　1986年8月26日，我去西城舊簾子胡同梅宅，看望許姬傳老人。臨行時，他托我為他郵筒投信。信封是中式信封，長8寸，寬3.5寸，信封上印了一個正在打坐的和尚，寥寥數筆，頗為傳神。信封的后面印著“北京北蘆草園梅緘”。姬老告訴我，這是梅先生自制信封，信封上的佛像是梅自己畫的……姚茫父、陳師曾或陳平了所鐫。

　　這種信封梅氏共送姬老四個，那天他為朱家溍先生寄信用了一個，他又贈我一個，當余兩個。

　　葉祖孚的珍愛之情，溢滿紙上。此種信封，當是天壤間的絕品，即便是有，現在也不可能投寄，郵局也不會接收了。

　　信封，固然是用作“裝信箋的口袋”，但是作為中國人使用的信封，不也是又表現著一種“深厚的文化積淀”嗎？

　　時下所用的“標準信封”，據說是為了“接軌”“聯網”，趕上世界潮流。我確實是一個“郵盲”，我看外國的信封，也都是七長八短，大小不一。孩子們從法國寄來的信，長短大小都有，而寄賀卡的信封，更是五花八門，色彩繽紛。德國馬堡大學的一位博士，寄來的信，竟然是寫在信封內面的，連里到外，就這么一張紙。今年年初，日本友人寄來一信，告訴我說，這個信封連同信紙都是春天使用的。您看，連封箋都分四季。

　　我巴望著，傳統的信封有朝一日能夠恢復使用，年復一年數以千萬計的舊信封中，允許一部分人不是用過了就扔，不僅僅是保存文化，就說節(jié)約、環(huán)保之風，無論何時何地，也都是應該大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