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

　　郭文斌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負面價值與偽價值的生成已經近乎一場人文災難，就在此時，這一現象開始引起人們的警覺，并且成為許多人文工作者包括作家們工作的邏輯起點。這樣的工作有兩個向度，一是對現實的否定與批判，一是從歷史、現實與理想中尋找與建構正面的價值觀念。其實，這兩個向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并不可以分開，但是對于個體來說，卻由于環境、心性、認知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側重與選擇。

　　在我看來，郭文斌選擇的是第二個向度，即一種建構性的寫作，他是少有的堅持以自己的文學宣示鮮明價值立場的作家。我想所謂建構性寫作的內涵非常豐富，它包含了個性、創新、思想、風格，包含了作家文學理想的提出和對這一理想的有效的實踐，而且能開一代文風。我認為建構性寫作是一種“正面”的、面對價值的寫作。

　　我不知道郭文斌這種面向價值的寫作的自覺意識起于何時，從他的早期作品來看，雖然題材廣泛，視野遍及城鄉，但他的觸須似乎都伸向生活中那些向善的人與事。像《玉米》《剪刀》《水隨天去》（見短篇小說集《瑜珈》）等，在郭文斌的作品中已經算是有些寒冷的了。《玉米》中紅紅的不幸，《剪刀》里無名夫妻生活的艱難，《水隨天去》中父親對平庸和世俗名利生活的厭倦都從不同角度寫出了生活中的雜色，寫出了人們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困境。但就是這樣的作品，郭文斌也有所保留、有所控制，并沒有寫成不幸的控訴、仇恨的集聚，他尋找的是人們對這些不盡如人意的生活的態度，他在探討我們還有沒有力量去應對苦難，我們的內心是不是已經喪失了應對苦難的能力，寬容、善良、忍耐、犧牲等等還在不在。不過，這些只是郭文斌敘述的起點、背景和故事的表層，作者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他在尋找，通過一個個小故事尋找人們內心的底色，而正是這些底色，人的基本道德、良心與人倫使得許多人物與故事得以曲中奏雅，竟然能夠讓郭文斌的敘述也變得輕靈甚至歡快。

　　這樣簡單的回顧已經顯示，雖然郭文斌與我們面對著同樣的社會狀況與精神生態，但是他作了不同的選擇。這些作品的主題還不統一，作者對正面力量的尋找方向也是猶疑的、不一致的，而且，郭文斌還沒有完全調整好自己的寫作目標。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郭文斌顯然認為隳敗與沉淪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懟與絕望也不是我們全部的態度。我們還應該有更為積極的方式，那就是探討或肯定理想與價值。郭文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回答經過了相當長的時期，從早期的作品來看，郭文斌的想法還比較寬泛，但是到后來，他就越來越集中，目光也越來越堅定了。他做的是減法，他主張回到歷史、回到經典、回到傳統、回到生命的原點，用郭文斌的話說就是“尋找我們本有的”。在他看來，傳統就是“本有的光明”，是能夠“讓每個人點亮那盞永遠不滅的，能夠照亮他一生的心燈的方法”。于是，重新言說和闡釋傳統價值就有了路標式的意義。《大年》顯然是一個標志，而長篇《農歷》則是一個總結或集大成。作品中的人物用一年的時間為我們演示了中國農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給現代化中的人們講述他們生命的節奏、生活的原則、感情的寄托，他們的價值和他們的根。這部長篇從“元宵”開篇，到“上九”結煞，剛好一個輪回。中間既有我們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也有我們非常陌生的龍節、中元，有的是農歷的節氣，有的是農歷的節日。郭文斌說得很明白，“十五個傳統節日，就是十五個不同的意象。它事實上是傳統留給后人的十五種精神營養。”

　　如果郭文斌關于價值的尋找或重建的書寫只到這里，那還是傳統的狹義的文學層面的，但是，他的腳步并沒有停下來，這就有了文化隨筆集《尋找安詳》《〈弟子規〉到底說什么》和散文集《守歲》。這時，郭文斌的價值觀已經很明確了，就是“農歷精神”和“安詳”。這兩者其實是內在統一的，農歷精神就是傳統的文化，而傳統文化按郭文斌的說法就是安詳的寶藏。而郭文斌對價值的宣示，特別是近期對安詳的書寫，尤其是通過對《弟子規》等傳統經典的解讀和倡導，極富個性地凸顯了一個作家的現實情懷，這是不是文學和作家在現實逼迫下的新的轉型？

　　不過，這個領域顯然是沒有止境的，也不可能是封閉的，希望更多作家進行探索，尋找和傳播價值，這是文學面對人的困境時應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