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生死羅布泊》劇照

　董玲近照  張悅 攝

　　1981年的春天，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現場，老師們正在面試從祖國大江南北趕考的學生們。在一間教室里，有位從新疆趕來的女學生給老師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時的藝考面試，不僅要考藝術專業問題，還會考一些數理化以及科學方面的知識，這個新疆學生不僅對答如流，還有好多答案精準到老師都感到意外。老師對這個女學生提出了最后一個問題：“請你回答，美是什么？”女學生沒有遲疑和思考，立刻回答出：“真實就是美！”就在那一年，這個女學生被破格錄取，進入北京電影學院1981屆攝影系，班里有12名男生，她是唯一一位女生。這位30年前從新疆來到電影學院求學的女學生就是董玲，這兩年來她參與編劇并導演的電影《楊善洲》《生死羅布泊》《南平紅荔》等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是第5.5代”

　　“記得那時問我‘什么是美？’時，其實我并不真正明白，只是記得翻看《美術》雜志時看到過‘真實即美’的說法，于是就算照本宣科地回答出來，那個情景現在還歷歷在目。”董玲回憶起30年前初次與電影結緣時說到。比起赫赫有名、在中國電影史上重重寫下一筆的“北電78班”的師哥師姐們，董玲他們這屆81班只能算是“默默無聞”了，也有人說他們算是承上啟下的一代。董玲說：“78班導演系貢獻了大量的人才，整個78班，包括從攝影、表演、美術、錄音系后來出來當導演的都被統稱為‘第五代’。我們入校時正趕上他們即將畢業，各個系的同學之間互相幫襯、正是風生水起的狀態。因為各種原因，‘78班’后，1979年、1980年都沒有招生，之后我們1981級只招收了攝影系，其他系都沒招生，這就使得我們沒有像導演系這樣的‘龍頭老大’，所以很難出成績。其實，我們這一屆攝影系還是很出色的，我們班里有很多人都獲得過金雞獎的攝影單項獎。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我們，也很少有媒體去宣傳我們，因此沒有形成氣候！”

　　有人問過董玲，“你應該算是第幾代啊？”董玲笑談“我們是第5.5代”。正是由于當時攝影系的同學都被打散到各個攝制組，多是給師哥、師姐或者更年長的電影導演幫忙，所以“北電81班”幾乎沒有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什么痕跡，董玲感嘆：也許這就是我們的命，也是我們的使命所在！

　　“‘歪七扭八’與電影邂逅”

　　董玲現在的身份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影協副主席、天山電影制片廠導演。“我的家庭其實很普通，爸爸是工人，媽媽是會計，但是我爸小時候讀過私塾，這也是我在拍《楊善洲》時很能認同并能快速進入人物狀態的原因，他和我父親價值觀很像，楊善洲小時候讀過6年私塾，所以他們是很懂教育和文化的，這在做人方面就影響很大，對于子女的教育也很重要，有句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爸爸經常在我耳邊說。上學時，我身邊的同學都會帶著醬油瓶或醋瓶，課間就去幫家里干點家務活，我們家里從不讓做，就一點——好好學習！高中要畢業時，我爸爸對我說要是能到北京上大學就送我一支派克金筆和一塊歐米茄手表，還要送我坐飛機去北京。可見，其實他們的眼界還是挺寬廣的。”董玲說。

　　雖然有眼界，但是沒有太多經驗，也沒有人給“參謀”，董玲說起自己的四次高考，記憶頗深。1978年，董玲在一本“文革”前的舊雜志上看到介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無比向往，特別希望追隨‘梁林’的步伐，于是就報考了清華大學民用建筑專業，結果考試差了2.7分。董玲表示，“那時很多人都選擇接受專業調配，我寫了‘不同意’調配，就怕把我分到不喜歡的專業，那時一心想學建筑。沒有考上大學，在家復習期間，我跟隨在長春地質學院畢業的姨夫去了趟野外調查，騎著駱駝、唱著《地質隊員之歌》行走在沙漠邊地，對地質隊員的狀態是極為向往的，于是1979年我報考了北京地質學院巖礦分析專業，后來才知道這個專業就是在實驗室里，根本不去野外，與我那時‘羅曼蒂克’想象的天高地遠的場景完全不同，結果差了13分，沒有考上。轉過年來，1980年了，我考到了我們新疆的醫學院，本來報的是醫療系，不知為何把我轉到衛生管理專業，大家對這個專業比較陌生，我也不太喜歡，結果就沒去上。前三年考的都是理科，我其實文科更好，下決心要學文科了。結果就從包子外面裹著的一張已經浸著油的報紙上看到了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的信息。可以說我是‘歪七扭八’地與電影邂逅。”董玲說她一直屬于比較任性的，老師入校時指定她當這個班的團支部書記，“本來擔心全班就我一個女生，害怕別人欺負我，結果是我總是欺負別人。班里的男生也都挺包容我的。”董玲回憶上學的時光無比留戀。

　　“因為我的‘業余’，所以就敢憑著直覺干”

　　畢業后，董玲先被分配到南海影業公司，后來她要求還是回到新疆去，因為那時主動要求去那么遠的地方工作的幾乎沒有，董玲于是順利進入了天山電影制片廠。最開始也是跟著少數民族的老導演一起拍片子，拍《黃金緝私隊》她最開始做副導演，從寫劇本開始，那時完全不知如何下手寫，因為上學學的是攝影，也沒有學過編劇課，寫劇本可讓她犯了難，于是她就自己琢磨把每個人物單列張紙，七八個人物七八張紙，各寫出每個人的故事，然后再以撕小紙條的方式把人物之間的故事進行穿插，由此完成了這個劇本。“現在想來都覺得可笑，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鍛煉，做副導演讓我迅速了解了拍電影的每個過程，攝影自不必說，包括錄音、剪輯，甚至后期發行推廣。如何處理劇組事務等制片需要了解的事情也是一清二楚。”這一戰役之后，天山廠看到了她的能力，1990年起就開始讓她獨立做導演了。

　　十幾年間，她拍攝了多部影視劇，電視劇《婚紗影樓》《華麗瞬間》《達列什的草原》等，數字電影《西風烈》《橫平豎直》等，電影《狂心滅情》《庫爾班大叔上北京》《兩個人的教室》《別爾克烏》等展示出董玲旺盛的創作力和強大的作品駕馭能力。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拍攝完成的、由王洛勇主演的電影《別爾克烏》，講的就是一個哨所、一個人與一匹老馬的故事，表現的是普通兵團人的堅守。董玲甚為珍愛這部電影，可惜因為發行策略等原因，沒有太多人看到過。

　　最近幾年，無論是《楊善洲》《生死羅布泊》還是《南平紅荔》，以及馬上要開機拍攝的《韓媽媽與她的兒女們》，都是主旋律影片，是否擔心被扣上“主旋律導演”的帽子，與以前多樣化的電影制作漸行漸遠？董玲這樣回答，“在我心里，沒有主旋律、文藝片和商業片之分，只有我喜歡的和不喜歡的電影之分，也許是因為我的‘業余’，所以做事是憑直覺干、憑直覺判斷，不會受外界太大影響。”的確如此，2011年3月底才接到拍攝指令，5月1日準時開機的《楊善洲》要趕在當年7月1日前上映，這種壓力可想而知，“超負荷”恐怕都難以概括這部片的拍攝難度，但董玲硬是啃下了這塊硬骨頭，且完成得很優秀，該片一舉奪得了當年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

　　董玲現在的狀態是“不是在拍電影，就是在籌備電影的路上”，今年她將有3部電影啟動，工作壓力可想而知。但從董玲的臉上看不到絲毫疲憊，她說，“只要有電影拍就很滿足”。“有時，早晨一睜眼，看到外面燦爛的陽光，就覺得全身有勁，沉浸在這種樸素的幸福感中。”

　　時隔30年，董玲又再度回到北京電影學院，她正在讀博士。董玲說：“如果現在再問我‘什么是美？’，我還會回答‘真實就是美’，但這是我經過這么多年實踐和思考之后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