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歲的楊振寧，58歲的莫言，一個大學教授之子，一個農民之子，兩人本來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卻因為都獲得諾貝爾獎在北京大學相遇了。5月15日，作為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眾芳所在”系列講座之一，楊振寧和莫言在諾獎頒獎典禮音樂——莫扎特《D大調進行曲》中，開始了一場“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科學與文學的差異顯而易見。莫言說：“科學家關注物和物質原理，文學家關注人和人的情感。魯迅先生說過，文學家筆下一束美麗的鮮花，在植物學家眼里就成了植物的生殖器。”楊振寧說：“科學是發現，沒有人類的時候就有了電和磁；而文學是發明，有個門類就是科幻小說。”不過，楊振寧在現場也幻想了一回：“如果把愛迪生請到21世紀，他會覺得什么最稀奇？”莫言低頭略想，抬頭答道：“手機！”楊振寧也拍手道：“我同意。口袋里一掏就能和美國的朋友對話，這比《封神榜》還神奇！”

　　楊振寧覺得文學比科學復雜，諾貝爾獎頒了100多年，科學類獎項幾乎沒有爭議，而文學獎往往眾說紛紜。聽到這，莫言立刻表示自己對科學的“崇拜”：“科學無法改變，1加1就等于2，可是對文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大家都說我低調，假如我得諾貝爾物理獎，你看我還低調不。假如有來生，我一定學物理。”

　　楊振寧回憶起一段往事：在斯德哥爾摩的宴會廳，他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獎牌時，國王身邊站著一個10歲的孩子，這個孩子就是給莫言頒獎的瑞典國王。

　　50年多的時間跨度，也正與中國歷史的轉折有著時間上的契合。“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是我和我父親那一輩人靈魂深處的痛楚。中國沒有發展起近代科學，諾貝爾獎成為大家的心結，這很自然。”楊振寧說，“你跟我走了不同的路，一個科學一個文學，但都走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50多年前，中國人走上這個領獎臺時的心情，和美國人、英國人是不一樣的。莫言先生，你在領獎時是什么心情？”

　　莫言答道：“沒得獎之前，每年九十月份就會接到很多電話，問我今年情況如何；一旦真得獎了，爭論鋪天蓋地，我成為被眾人研究的對象。領獎的時候感覺自己不是在領獎，不是被觀察者，而是在觀察。我看國王、王后，看他兩個漂亮的女兒，當然也看我的太太和女兒。”

　　不僅是領獎心情不同，楊振寧發現，中國人在做科學研究時有一定偏好，他將其概括為“民族性”。“中國人務實，德國人喜歡走極端。我并不是說誰好誰壞，只是發現這種顯著的差異——一個民族的物理學家，因為文化傳統有不自覺的傾向。”莫言回應道：“文學創作中也有這樣的現象，中國文化傳統強調文以載道。民族性可以理解為國民性，作家是國民的一分子，肯定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

　　這場對話的臺下聽眾多為北大學生，有學生問莫言：“自從您得了諾貝爾獎，游客在參觀您舊居時，總想摳塊墻皮、拔點蘿卜，沾沾‘仙氣’，您怎么看？”莫言笑答：“中國有‘造神’現象，好像一個人得了諾貝爾獎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有人來我家挖蘿卜挺好，因為蘿卜本來就是讓人吃的。不過，千萬不要把我想像成什么了不起的人。”

　　楊振寧對中國的大學生很有信心：“中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差別很大。一是中國的中學教育對學生的訓練很多，知識基礎扎實；二是中國學生更成熟，清楚自己的前途，也肯努力。我在國內十多年，看到數不清的有能力、有決心的年輕人。加上最近幾十年中國發展迅速，有了這樣的經濟支持，我對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前途非常樂觀，‘中國夢’一定會實現。”（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