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刻印，刀一觸石便有感覺，這種感覺是從心底里流出來的。刻刀在印面上刻，刀石砥礪間石屑崩裂發出“咯咯”的有節奏的聲響，印面上便出現了刀刻的痕跡。其實這痕跡是心靈的律動，通過刀在石面上記錄下來的心跡。我刻印時與刀、與石處在一種密切的交流狀態中，這種交流越是默契，越能將我內心深處美的意識與無意識的美一同流露出來。于是，常常會給我帶來對刀法的無盡遐想，也促使我不斷地深入思索刀法的神奇。

　　刻印，說白了就是手拿著刻刀，在石頭上刻劃。喜愛刻劃，是人的天性，只是隨著年歲的增長，受家庭、學校、社會的影響，天性被改造成為社會性，只有少數人喜愛刻劃的天性得以保持。盡管大部分人受教育后，蒙蔽了喜歡刻劃的天性，但他們意識深處，仍然對其葆有認同性。這就是為什么從事篆刻藝術的人群很小，但篆刻藝術具有廣泛的認同性的原因。

　　早在石器時代人類的祖先們就留下眾多的原始刻劃，那些在原始陶器、巖畫上的刻劃，天真爛漫。篆刻藝術在元代文人的參與下較快地發展起來，并建立起“印宗秦漢”的篆刻觀念。明清印人在元代印人的篆刻觀念上又有了新的發展，提出“印從書出”的觀念，也就是朱簡所說：“刀法者，所以傳筆法也”、“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也”。明清篆刻藝術在“印宗秦漢”和“印從書出”觀念的指導下，創造出明清篆刻流派的輝煌，并對當代篆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對“印從書出”的篆刻觀念及其指導下的篆刻創作作一透視的話，就會明白，這是篆刻藝術借助書法藝術既有成果為參照系而得以發展的觀念。

　　徐堅《印戔說》談到：“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刀法以傳章法也，而刀法更難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以摹，神不可摹。”他指出了刀法表現印之神。但刀法如何來表現印之神？徐堅只答：“不可言喻，難以力取，古人論詩，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正謂此也。”可見，對這個問題他并沒有進一步深入下去。本文試從刀法表意性的角度來討論。

　　明清時期的印論家把篆刻刀法說得神乎其神，有“十三法”、“十九法”、“三十二法”等等。他們把刀法和刀法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刀法的藝術表現可以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刀法最本質的方法。我們如果把刀法各種各樣的藝術表現歸納起來，其本質方法則是“刻”。刻最基本的藝術表現形式就是“沖刀、切刀”兩法。可以說所有的刀法藝術表現都是從沖刀、切刀兩種方法中變化而來的。

　　篆刻刀法不僅僅是一種技，更是一種藝。技的成分，如：沖刀、切刀、單刀、雙刀等，須要技術保證才能實現。但是，篆刻家使用刀法進行創作的本質是他們在自我的審美追求指導下的審美表達。如果把刀法一味地理解為技，從技的層面去表現，那么，就成了刻字匠。篆刻家把刀法作為篆刻藝術語言進行創作，刀法語言所表達出來的篆刻作品的意境就是篆刻藝術中的藝。

　　刀法的三要素是：“穩、準、力”。這是篆刻刀法中對技的基本要求。所謂“穩、準、力”，即：執刀要穩，落刀要準，運刀要有力。當然，“穩、準、力”之間又是相互滲透的。其中，穩、準是前提，是要求作者執刀入石要正確把握角度、速度，使刀刻的點線產生力度。力是關鍵，篆刻作品生命力的顯現，全在于刀法中力的顯現。力源于身心、運于手指、發于鋒刃。“善刻印者，必善用鋒刃”、“善用鋒者，裁頓為法”。在刻印過程中，沖刀或切刀無論刻朱、刻白，或者向線、背線，運刀用鋒都要有起伏、轉折、輕重、快慢等變化，目的是將力受于點、線之上，含于點、線之中，使點、線顯現出各種表意的力感。正確把握刀法，是篆刻創作的基礎。

　　篆刻刀法是篆刻創作中的重要藝術語言。這種語言具有豐富的精神內涵，這種精神內涵能給人以無窮的文化遐想。表述某種刀法的爽利、秀逸、蒼茫、雄渾，實質上就是對刀法語言流露出來的精神內涵的文化性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