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李文海先生不幸因病于近日逝世，學界深感痛惜。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心系學術，筆耕不輟，殫精竭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前一天，他剛剛完成為《清史研究》撰寫的學術論文《〈聊齋志異〉描繪的官場百態》。長期以來，先生一直是光明日報的熱心讀者和重要作者，生前在本報史學專刊發表了大量膾炙人口、發人深思的精品佳作，深受讀者好評。經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及先生親屬協商，決定由本刊發表先生的這篇絕筆，以此作為對先生的緬懷和紀念。

　　——編者

　　郭沫若在蒲松齡故居聊齋堂上寫了這樣一副楹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這十六個字，簡明、精準地概括了《聊齋志異》這部文學巨著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

　　蒲松齡自己稱《聊齋志異》是一部“孤憤之書”（《聊齋自志》）。他通過談狐說鬼，講神論怪，宣泄和傾吐著自己對種種社會現實的滿腔悲憤。書中涉及的社會問題林林總總，而著力最多的，還是“刺貪刺虐”，對官場黑暗的無情揭露。

　　下面我們來看看蒲松齡筆下描繪的官場百態是一幅什么樣的圖景。

　　“今日官宰半強寇”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曾經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國”人的對話，討論了“官”是什么的問題。“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卷三，《夜叉國》。以下凡引用《聊齋志異》者均只注篇名）這里對于官的描寫，主要強調了他們安富尊榮、威風八面、頤指氣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這些聲名顯赫、位高權重的官員們的行徑和作為，又是怎樣的呢？

　　“老龍舡戶”講的是出沒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盜，他們“以舟渡為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納石，以沉水底”。但歷任有司，對報案者“竟置不問”，結果是“千里行人，死不見尸，數客同游，全無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直到朱徽蔭“巡撫粵東”，才把那些江洋大盜緝捕歸案，無數無頭公案得以昭雪。對此，蒲松齡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剖腹沉石，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絕不少關痛癢，豈特粵東之暗無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雖至，究何異于老龍舡戶哉！”（《老龍舡戶》）這段話講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樣對百姓痛癢不聞不問的官員，雖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熱，其實同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沒有什么區別。可惜的是，這樣暗無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粵東一地，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成仙》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山東文登一位家道殷實的“周生”，因小事同“黃吏部”發生糾紛，黃仗勢串通邑宰，將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頓。周甚感不平，“欲往尋黃”。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勸之，說了下面這樣一段話：“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把當時的官宰說成大半是不打旗號的強盜，由這些人來統治，世界當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可惜周生不聽，非要同邑宰去爭個曲直，結果惹惱了邑宰，不僅把他抓了起來，“搒掠酷慘”，“絕其飲食”，還賄迫監獄中的“海寇”，“使捏周同黨”，必欲置之于死地。在嚴刑逼供之下，“周已誣服論辟”，最后全靠著成生多方營救，才得以“朦朧題免”（《成仙》）。這是又一次把官員比作盜寇的例子。

　　在更多場合，蒲松齡常把那些殘民以逞的官員比作吃人的猛獸，悲憤地說：“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于虎者耶！”（《夢狼》）《三生》一文描寫了一位姓劉的孝廉，前生是縉紳之家，但“行多玷”，作惡頗多。死后始罰作馬，繼又罰作犬，最后則罰作蛇，“滿限復為人”。借這個故事，蒲松齡發了這樣一段議論：“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三生》）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們如果作惡多端，難免變成犬馬之類，而且特別指出，其實“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儔”在。這段略顯隱晦的話，如果說得直白一點，無異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過是“人面獸心”的“衣冠禽獸”。

　　如所周知，《聊齋志異》寫狐，其實是在寫人。書中講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卻并不掩飾自己的身份，有人來訪，“無不傴僂接見”，“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問其原因，回答說：“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為民上，乃飲米而醉者也。仆固異類，羞與為伍也。”（《濰水狐》）“飲而醉”是一個典故，原意是說，只要有錢，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見錢眼開的意思。驢之為物，體大氣粗，表面威風凜凜，但扔給一點草料，也就“帖耳輯首”，實在同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齡評論說：“以此居民上，宜其飲而醉也。愿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于狐，則德日進矣。”這可以說是對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儔”的呼應。

　　《黑獸》敘述的故事十分簡單，講的是一只老虎遇見一不知名的黑獸，竟觳觫戰栗，延頸就死的事。對此，蒲松齡發表議論：“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獼最畏狨；遙見之，則百十成群，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志顛頂。獼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閧散。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黑獸》）獼和狨都是猿的一種。書中所說狨和獼的關系，是否合乎科學，我們不必深究，因為談論這種動物關系不過是一個由頭，要旨是從中引出官與民的關系來。上面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譴責“貪吏似狨”，對無拳無勇的“民”擇肥而噬，謀財害命；一是哀嘆小民們面對著“貪吏”的敲骨吸髓，狼吞虎咽，只能“戢而聽食，莫敢喘息”。這既反映了對貪官污吏的強烈憤恨，也表達了對被欺壓、被凌辱的底層群眾的深切同情。字里行間，充溢著對那些生存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處境下的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愴與無奈。這種鮮明的愛憎情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令人發指的“官貪吏虐”

　　《聊齋志異》通過一個個故事，將許多“官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體情景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促織》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統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齡不得不把時間設定在明宣德年間。由于皇帝喜歡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為“常供”的一種貢品。地方官吏“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基層便變成按“丁口”搜刮聚斂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賣子，傾家蕩產。對此，蒲松齡說：“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促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邊就往往會形成一場災難。

　　其實，貪官污吏們可以把任何事情變成壓榨百姓、大發橫財的機會。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為了平定葛爾丹叛亂，用兵于廣大漠北地區。“其地不毛，間或無水”，軍糧的供給便成為很大的問題。朝廷決定用錢購買民間騾馬運糧。山東長山一個姓楊的縣令，“性奇貪”，便“假此搜刮，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趁墟者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百余頭。四方估客，無處控告。”（《鸮鳥》）這個楊縣令竟然置軍國大事于不顧，熱衷于借機肥私，不但將地方牲畜搜刮一空，而且膽大妄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派兵搶掠商賈的馬匹。面對這樣的暴政，受害人固然是控訴無門，楊縣令雖然遭到輿論的譏諷，卻并沒有受到任何懲處。

　　貪官污吏們為了聚斂財富，怎樣不擇手段、泯滅人性，書中不乏記載。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為家庭矛盾，涉訟官府。“官貪暴，索望良奢”。貪官一面對臧姑嚴刑拷打，“械十指，肉盡脫”；一面向其丈夫大肆勒索。安二成“質田貸貲，如數納入”，最后不得已將田產悉數賣掉，才了結這場官司（《珊瑚》）。還有一位姓夏的商人，偶然從自己的院墻下挖得一個裝滿千余兩白銀的鐵甕。此事為鄰人妻窺見，出于妒忌，“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錢卜巫》）貪官對老百姓財富的掠奪完全是竭澤而漁的方式，不讓有涓滴的“漏匿”。在另外一個故事里，描寫了“湖南巡撫某公”，派人押解餉銀六十萬赴京，途中餉銀被盜，“蕩然無存。”巡撫多方追查，卻收到了這樣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加譴責。”（《王者》）這位巡撫看到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馬上設法補解。幾日以后，驚嚇而死了。我們從“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幾個字中，不難想見有多少家庭被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聊齋志異》對貪官鞭撻的主要矛頭所向，或者是“位極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開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當時政治舞臺上的中高級官員。這當然不難理解。因為高官們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一旦身涉貪賄，其惡劣影響及社會危害就特別嚴重。而且上行下效，一個貪瀆成性的高官，往往成為一群貪官的保護傘，在破壞政治秩序和敗壞社會風氣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也還有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小官大貪，如該書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梅女》）一些底層官員、甚至那些被稱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書吏、門丁之類，只要手中握有一點權力，也往往會對小民多方刁難，百計勒索。而且因為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觸，許多具體事務都經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護餉之類，在在皆須其力”，是“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無，一事不能少。”（何耿繩：《學治一得編》）這就為他們殘民斂財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且正由于他們身份低賤，連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對他們的約束力，為非作歹時就更加無所顧忌，膽大妄為。因此，老百姓對這樣一些人就更加有著切膚之痛。《聊齋志異》在評事論理時，極少使用不留余地的絕對化語言，但在談到對“公役”的態度時，卻講了這樣一番話：“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為虐。”（《汪秋月》）說“公役”無不可殺，自然有點過分，但在這種咬牙切齒的詛咒背后，反映了群眾的滿腔委屈和無比憤恨，卻是不可忽視的現實。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權與司法權為一身的，斷獄判案是他們的主要公務之一。司法不公是社會不公的最突出的表現，也是貪官們弄權納賄的主要渠道。貪贓必定枉法，在這方面，卑劣和無恥也表現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張膽。對此，《聊齋志異》作了這樣的描述：“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祗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憤而已。”（《冤獄》）這一段話，既揭露了官吏以權謀利的種種手法，又訴說了小民在冤獄面前的悲慘境遇，無異是一篇對黑暗刑獄制度的血淚控訴書。

　　貪官心態的深刻揭示

　　貪風熾盛之處，必定吏治敗壞，賄賂公行，公理蕩然，民怨沸騰。《聊齋志異》在涉及官府事務時，通過賄賂以枉法謀私的情節隨處可見，俯拾皆是。例如：“以具（巨）金賄上下”，本擬死罪者“得不死”（《姚安》）。大盜落網，可“以重賄脫之”（《劉夫人》）。官吏治獄不公，遭上司追究，“納數千金”，即可“營脫”（《成仙》）。官員獲罪，“罰贖萬金”，即可免刑（《青梅》）。一人涉嫌“訟誣”，擬嚴辦，“啗以重賄，始得免”（《陳錫九》）。一“狂生”因與某刺史為酒友，“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狂生》）。官員欲謀“遷擢”，需“賚銀如干數赴京”鉆營打點（《遵化署狐》）。奪人妻女，以“貨產行賕”，官府反將本夫“拘質”（《霍女》）。有的本屬冤枉，也需要“醵錢賄役”，以免遭凌虐（《陳錫九》）。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甚至有的人通過賄賂，妄攀無辜，禍及良善，以莫須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云夢公主》、《陳錫九》）。幾乎整個社會風氣都變了，形成了“生死曲直，不斷之以法，而斷之以賄”的怪現象。將以上種種聯系到一起，就使讀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樣一種政治生態下，公正斂跡，正義不伸，法律已經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仆。

　　貪贓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風險，上則國法難容，官德不齒；下則千夫所指，萬人唾罵。一旦事情敗露，難免聲名掃地、身敗名裂。為什么許多官員還是如飛蛾撲火，甘冒不韙呢？他們究竟抱著一種什么樣的心態呢？我們來看看《聊齋志異》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續黃粱》描寫了一個醉心功名利祿、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夢中經歷了“一言之合，榮膺圣眷”，在天子的恩寵下，大富大貴，權勢煊赫，由于擅作威福、百計聚斂、縱情聲色、作惡多端，最終一朝失勢，淪為獄囚，甚至難逃天譴，墜入“九幽十八獄”的故事。雖然魯迅認為此篇事跡，“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但不論從內容之豐富，抑或文采之華美，都決不是《枕中記》或《邯鄲夢》的簡單復制和演繹，而是真正的藝術再創作，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主人公的短短一夢中，濃縮了當時宦海兇險、仕途齷齪的眾生相。當主人公高居于權力顛峰時，“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公卿增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甚至“奴仆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如果“有杰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閑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迕鹿馬之奸；片語方干，遠竄豺狼之地”，真可以說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一旦失寵，從權力的頂峰跌落下來，則“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墻、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終于眾叛親離，成為影單形只的孤家寡人。

　　這位黃粱一夢的主人公，在手握重權、身居高位之際，叱咤風云，頤指氣使，卻又毫無奉公盡職、為國為民的觀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國計民生，罔存念慮”，當然就經不起金錢美女的種種誘惑，利用權勢，大肆搜刮，“平民膏腴，任肆蠶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不是“仗勢凌人”，賣官鬻爵，就是“聲色狗馬，晝夜荒淫”。“接第連仟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敵國。”（《續黃梁》）

　　他們難道不怕人們的抗拒、憤怒和揭露嗎？對此，貪官們自有一套奇特的邏輯。《夢狼》中弟兄倆的一段對話，極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數貪官的心聲，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事情的緣起要從直隸一位姓白的老人說起。老人有兩個兒子，長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到了兒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惡狼，臺階上則白骨如山。兒子竟然用巨狼銜來的死人“聊充庖廚”。老人正驚疑間，忽見兩個“金甲猛士”將其子鎖住，其子“撲地化為虎”，“虎大吼，聲振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這個夢讓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夢狼》）為什么對待百姓可以如狼似虎，作威作福呢？因為“黜陟之權”，“不在百姓”。所以，人民群眾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臺”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能夠得到上司的喜好與信任，不管貪贓枉法也好，草菅人命也好，都可以在仕途一帆風順，飛黃騰達。在那個時候，沒有群眾監督，沒有輿論監督，也沒有健全的制度監督，上面這樣的思想自然更是為許多無恥之徒奉為圭臬，使自己的貪瀆行為有恃而無恐了。

　　我們把《聊齋志異》關于貪官心態的揭示作一個簡單的概括，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他們無力抵御和抗拒權力與金錢的誘惑。在掌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又缺乏有效監督的時候，他們不能自制，恣情妄為，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擅權枉法。在雕梁畫棟、錦衣玉食的巨大物質利益面前，他們目眩神迷，窮奢極欲，聲色犬馬，驕奢淫逸，紙醉金迷。這雙重誘惑，使得他們不惜以身試法，鋌而走險。這樣，官吏貪賄的現象就成為社會的毒瘤，不但長久存在，而且不斷蔓延擴散，以致于在那個時代，“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幾等于麟角鳳毛”了。

　　蒲松齡生活的時代，主要是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到他的晚年，開始進入“康乾盛世”。總的來說，這時清朝統治漸趨穩定，國家的統一得以實現，版圖有所擴大，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繁榮，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封建統治的黑暗和殘暴，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老百姓的頭上，人民照樣遭受著各種各樣難以掙脫的苦難。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的“盛世”，決不是老百姓的極樂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過是像魯迅所說，生活在一個“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已（《墳·燈下漫筆》）。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可以把《聊齋志異》看作是一曲“盛世悲歌”。毛澤東同志把《聊齋志異》同《紅樓夢》、《金瓶梅》相并列，稱這是中國小說中寫社會歷史的難得的三部書。細讀《聊齋志異》對官場百態的描寫，有助于我們對清代社會歷史的進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