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我們中國的電影、電視劇創作、生產數量出現“井噴”，其中有精品，也有平庸之作，還有不少屬于“豆腐渣工程”。前些時候，吳天明導演在接受采訪時尖銳地提出：“現在我們到處都是著名導演、著名編劇、著名演員，可名著在哪兒呢？”

　　文學藝術作品的價值，常常就表現在它是拷問人心的深度和觸碰生活的硬度上，特別是表現在它所達到的人民性的高度上。強調以人民為中心來進行創作，就是要提倡“有血痕無墨痕”的佳作，摒棄“有墨痕無血痕”的贗品。我們應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努力拉近銀幕、熒屏與觀眾的距離，讓我們的作品與廣大的中國觀眾貼心、碰心。

　　當前，我們的國家正進行著偉大的社會變革，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太陽很亮，但有些角落又很暗；前行的大潮激流勇進，但同時又有各式各樣的沉滓泛起；真與假同在，善與惡并行，美與丑互映；我們的人民，激情澎湃地創造著歷史，同時也背負著歷史的重負……作為藝術創作者，我們有責任表現這一切，要自覺地貼近、逼近乃至溶入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活動，以他們真實的生活為中心，勇敢地抨擊假惡丑，大力地弘揚真善美。

　　但是，我們強調以人民為中心進行藝術創作，強調努力讓作品引起廣大觀眾共鳴，與以媚俗的方式迎合觀眾不是一碼事，與“娛樂至死”更不是一碼事。娛樂，是文藝作品的重要品格之一，也是它區別于其他一切意識形態最顯著的標志。但娛樂，并非是文藝作品唯一的和全部的品格。

　　應當指出的是，強調以人民為中心進行創作，并不排斥像魯迅先生那樣以筆作為解剖刀，深刻剖析我們的“國民性劣根性”。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使歪風邪氣不僅泛濫于官場、商場，也風靡于民間。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同樣也是復雜的矛盾統一體。他們身上，同樣也有人性的落后面，也有精神的痼疾，也有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國民劣根性”的東西。倘若一寫到或一拍到他們，就只是一味地同情與贊許，那也不是很可取的。我個人認為，現在我們在表現官場和商場時，作品并不缺少批判的鋒芒，但在表現底層人們的時候，往往凝視多于審視，同情多于是解剖，甚至只有凝視沒有審視只有同情沒有解剖。這，會減弱作品的現實品格和現實主義力量。

　　還應當指出，強調以人民為中心進行創作，就要摒棄“惡劣的個性化”和過分的“邊緣化”的創作。藝術家，在相同的道路上各自失敗，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沒有藝術個性，不敢領新標異，是不可能有大作為的。但藝術個性和領新標異，與“惡劣的個性化”和過分的“邊緣化”是兩碼事。我們在創作中，需要有老黑格爾所說的那種“常醒的理解力”，需要關注“人類共同的認知”。早些時候，我讀到艾斯特哈茲·彼得一段很有意思的的話。他在評介皮娜·鮑什的表演時說過：“把臉埋進洋蔥里，自然會哭泣。藝術的問題在于：如何將私人的體驗與感受轉化為共同的認知，如何將個人的哭泣（或對哭泣的模仿）轉化為舞臺上的哭泣和觀眾的哭泣。在臺上真正地去哭還不夠，誠實僅僅是個起點……”歷史的發展方向，不取決于少數杰出人物的意志，同樣也不取決于個別和少數平民百姓的意志，它取決于整個社會的“合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只有在作品中“將私人的體驗與感受”轉化為“人類共同的認知”，才有可能在真正的意義上征服觀眾并與觀眾心靈相通。有位作家朋友總結：“美國主流電影幾乎全是真善美戰勝假惡丑，正義打敗邪惡。看來，這是最大的商業價值。”我認為，這位作家朋友的意見中有很值得思考的東西，有很合理的內核。

　　綜于上述，我們在電影、電視劇的創作中既要有平民情懷，又要有藝術家的良知。一個成熟的作家和藝術家，需要有自己獨立的審美立場和價值判斷，進而確定作品與生活現實的關系、作品與未來發展的關系。我一向認為，沒有文學支撐的導演是走不遠的，沒有理論支撐的作家和編劇也是走不遠的。藝術創作是一場馬拉松競賽，時間，唯有時間，才是文學藝術作品最權威最公正的評論家。（作者為長春電影制片廠原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