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張豈之畫像。羅雪村繪

　　在西北大學的校區花園，常有一位老者在散步，他就是聞名遐邇的張豈之。

　　張豈之曾在重慶南開高中讀書，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自此就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

　　張豈之認為，中華文化的主要價值和特征體現在人文精神的弘揚方面，核心是關注人的發展和人生的價值理想。

　　一次閑談，涉及目前學術界的各種各樣的“大師”，學生問：“如果學生要給先生一個稱號，先生愿意接受什么樣的稱號呢？”張豈之不假思索地說：“如果你們認可，我愿意做一位人文學人。”

　　人文學人？好像太普通了吧，學生們不禁默然，但沉思片刻，又不禁稱嘆：人文學人是多么平實而又富有魅力的稱號啊！人文學人從側面反映了張豈之所具有的樸實無華與謙虛謹慎的情操。

　　張豈之讀中學時就對人文學科感興趣。后來到大學教書，成為人文學科的教師。20世紀90年代，他將人文學術研究喻為“綠色的春草”。因為他喜歡清代詩人張維屏的詩句：“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春草”雖不是參天大樹，但人間都需要充滿生機的春草。如果沒有春草，世界豈不是十分單調？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如果離開了人文學科，將從何說起呢？

　　他在一篇題名《春草》的隨筆中寫道：“如果將科學技術稱之為大樹，那么，關于‘人’自身的學問，如文學、史學、哲學和藝術可以叫做春草。不但不可以否定春草，而且應當如實地將她看成是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之‘體’。所有的尖端技術，以及由此推動的經濟生活，無一不是‘人’的創造，而最后必須是為‘人’服務的。因此，研究‘人’自身的學問，即人文學科，由此引導人們實現自身價值，即所謂‘人文精神’，這可視為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的本根。”

　　張豈之在人文學科，特別是在中國思想史研究與人才培養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他曾提出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三個理念：兼和、守正、日新。“兼和”是指兼容并包、和諧統一，指學者要有宏大的學術研究視野與寬廣的學術胸懷。“守正”，指做正派的人，在學術上走正道，體現在做人和做學問上都要實事求是。“日新”，指不斷創新。

　　在思想史與學術史的結合上，張豈之進行了嘗試和探索。他認為，中國思想史上的各種不同思想觀點，都具有交叉、相互影響的特征，在任何時期都沒有單一的思想，而是各種思想并存，雖然其中有主、次之分，但它們時而相互對峙，時而融合，從而產生著新的思想；中國思想史并不是單線條的儒家思想史，也不是道家思想史，而是不同思想學派之間的并存和融會的歷史。

　　近年來，面對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論課題，張豈之在編選《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語錄叢書》的基礎上，將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概括為天人和諧、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民為本、誠實守信、仁者愛人、尊師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異、天下大同等關鍵詞，并出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理念讀本》等多種著作。

　　從1994年至今，張豈之一直參與大學文化育人的理論探索和改革實踐。他在《我理解的人文教育觀》一文中大聲疾呼：“大學應承擔這樣的任務：在科學技術、經濟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聯系與協調發展方面做出重要貢獻，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新的創造。反過來看，如果大學不能提出和試著解決時代的尖端問題，仍墨守成規，否認文科，特別是人文學術的深層意義和作用，那就會失去在教育和科學上應有的地位。總之，大學應是時代精神的折光鏡，是先進文化的研究者和傳播者，是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統一體。”

　　張豈之已年逾八旬，但仍精神矍鑠，耳聰目明，思維敏捷，談吐儒雅。人們打聽他的養生秘訣，他說：“對學術工作者來說，應當力爭延長學術生命，為達此目的，就必須過簡樸生活，使心志不為聲色犬馬所干擾，不至于沉醉在人為的‘安樂窩’中消磨時日。必須涵養性情，忠實一種高尚的學術探求，在充滿物欲的世界中保持心靈的平衡。必須不斷學習、思考，看到自身的不足，盡可能保持思維的靈敏度。”

　　這段話是張豈之在《談學術生命》一文中的論述，也是他人生與治學的寫照。

　　張豈之，1927年生，江蘇南通人。受侯外廬中國思想史專題課的影響，于1949年開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1950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1952年底赴西北大學任教。同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擔任侯外廬的助手，參與學術研究。20世紀80年代，他與侯外廬、邱漢生合編的《宋明理學史》，是宋明理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作品。他是當代知名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哲學史與文化素質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