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不會坐在改革的觀眾席”

——訪中國東方演藝集團董事長顧欣

由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創演的大型歌舞詩《水墨中華風》劇照。

　　“40歲以前，我認為天賦重要。到現在這個年齡，我認為天賦是1，努力就是在1后面加0，只有努力，0才會越來越多，人生才會越來越豐富。”談及自己的藝術經歷與文化理想，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中國東方演藝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顧欣如是說。

　　此言不虛，身兼數職的顧欣常會超出大家的預想——他是激情澎湃的歌唱家，是《波希米亞人》中的詩人魯道夫、《托斯卡》中的畫家卡瓦拉多西、《西廂記》里的張君瑞；他是嘔心瀝血的企業家，與員工們一起實現歷史的轉型，努力擦亮這家“國”字號院團的金字招牌；他是全國政協委員，為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和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積極建言。歷任江蘇歌舞劇院院長、江蘇省文化廳副廳長、江蘇演藝集團董事長、中國東方演藝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的顧欣，每一種身份都給他更多磨礪、更多閱歷，也讓他增長見識、增長才干。

　　顧欣的精力格外旺盛，每次見面，他總是精神抖擻，不知疲倦。現在他正對東方演藝集團（以下簡稱“東方”）推進第二輪改革。這一次，步子邁得更大。他說：“過去三年，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東方人嘗到了改革的甜頭，演出場次、集團總收入、人員平均工資實現了倍增，但我們不能滿足于現狀。正如中央領導所說，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東方不會也不能坐在改革的觀眾席，而是必須在這個舞臺上引吭高歌。”

　　“改革沒有回頭路，發展才是硬道理”

　　記者：東方的這輪改革，讓人想到3年前，從單一的國有事業單位改變為以演藝業為主的多元化經營的文化企業，你們只用了10個月，闖出了一條新路。你認為自己是否完成了文藝院團改革先行者的使命。

　　顧欣：我認為，我更多是改革的實踐者。沒有中央下決心，改革不可能往前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中央精神，這是我的信條。改革要面對想不想改、能不能改、會不會改的問題，想不想改是最難的，下決心后沒那么難。

　　有的同志認為，改革更多的是機制層面，包括內部管理、人事、分配等，不需要動體制。對此，我并不認同。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解放藝術生產力，比如產業鏈延伸，與資本市場、旅游市場對接，如果沒有體制改革，那是過去你在舊體制下想都不敢想的。

　　記者：改制后的東方從節目資源到員工面貌都有了新的變化。此時，為什么還要開展新一輪改革？

　　顧欣：改革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各種舉措，讓我看到了決心——尊重市場規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東方有一定的走市場的基礎，但存在另外一個問題：東方要走向市場，但我們的自我感覺和市場認可的實際水平之間還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

　　我的構想是，從2010年開始，用3年的時間讓東方成為中國第一的演藝企業，5年成為中國最好的文化企業，10年成為中國最好的企業。

　　第一步的這個目標還沒有完成，目前東方還只是具備了一個企業的轉型，最重要的是觀念轉變。中國演出市場前些年泡沫太大，但目前正在理性回歸。東方只是比別的院團演得多一些，票房多一些而已，并沒有在市場上真正立足，當前的調整對于東方是個機會，東方有實力創作出精品力作。第二步，打造中國最好的文化企業，資產達到100億元以上，東方現在的資產規模2億—3億元，要完成這個目標有困難，國家文化產業成為支柱性產業的宏偉目標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機遇。第三步，打造最好的企業。宏觀經濟有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13億人的消費市場中，文化消費是比較大的市場，這是我們的空間，還有海外市場，目前的中華文化“走出去”更多的還傾向于交流層面，而不是貿易。這都是東方的機遇。

　　強企夢完全能夠融入中國夢，哪怕前方有激流險灘，我相信只要勇往直前，就能實現我們的目標，對此我很堅定。

　　“生活總有目標，沒有終點”

　　記者：除了企業管理者，你還是一位歌唱家，在東方的專場音樂會上擔任指揮，前不久在央視青歌賽上還擔任評委。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協調好這么多身份？

　　顧欣：對我來說，首先是企業的管理，其次是演唱、指揮等個人事務。每天下班以后，一般是在中午12點半和晚上的時間，我都在辦公室練聲、練習指揮，這個習慣保持了很多年。

　　除了你所列舉的，我也利用工作之余做一些公益事業。比如中國藝術歌曲的推廣工作，一個人、一架鋼琴，免費進高校演出，已經去了內蒙古、山東、江蘇、廣東等地的十幾所高校。我所演唱的18首歌曲里，如果有一首能夠打動一個人，就已經有意義了。

　　1979年我第一次聽到卡拉揚，20歲第一次聽到歌劇，才知道音樂有這么豐富。現在各種信息資源都極大豐富了，年輕人卻無從選擇。音樂不是人生全部，流行音樂也不是音樂全部。現在有些人一方面指責年輕人的種種問題，另一方面又不采取積極措施。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應該想想能為年輕人做些什么。

　　記者：回首這些年，你對自己有怎樣的評價？

　　顧欣：概括自己，這不好說！我的學生寫《我眼中的顧欣》，我沒有他們寫得那么好；也有的人對我有非議，我也沒有他們描述的那樣另類！

　　媒體上的報道，常把我寫成另類的改革者，其實不是。我非常理性，也非常感性。說的好是多面，說的不好是矛盾。因為學習西方音樂和歌劇，東、西方文化讓我頗受教益。我的生活有很多目標，但是沒有一個終點。人們把改革比作“摸著石頭過河”，我對石頭沒有興趣，我是要過河，這可能是我跟他們的區別。我希望做個有使命感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