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圖》。圖中描繪了佛、儒、道三教創始者共坐樹下相談的場景，為明代畫家丁云鵬的想象之作。該圖反映了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所秉持的吸收和轉化態度。 資料圖片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著從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重要轉型。1923年，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將國人對這一轉型的早期認知過程總結為“器物層面——制度層面——文化層面”，這一總結認識到了文化轉型在整個社會現代化轉型中的重要性。然而，此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并沒有完全按照梁啟超的思路進行，而是出現了歷史主題的交錯與反復：1949年前重走制度層面的艱難轉型，直到新中國成立始告初步完成；從1949年到20世紀末，補課器物層面的現代化，探索經濟轉型；21世紀初至今，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重回歷史舞臺中央，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的互動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任務。總結中國歷史上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的成功經驗，對于順利完成當前的歷史使命具有重要意義。

　　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主要出現過三個重要的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時期：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百家爭鳴到秦統一天下、漢以后獨尊儒術；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儒道釋相互爭鳴與唐宋新儒學的更新；明末清初以來的西方殖民入侵與西學東漸對中國持續至今的影響。在這三個典型社會變動時期，前兩次都實現了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的良性互動，其成功經驗將會對我們當下正面臨的第三次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提供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互動

　　春秋戰國是第一次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由西周統一的宗法社會到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分裂時期，以及戰國末年由分裂走向中央集權的轉型過程。由于西周時期的禮樂文明遭到破壞，為了適應社會轉型提出的新問題，思想家們開始思考新型思想文化的建構。春秋戰國思想文化重構運動的結果是選擇儒家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主干。

　　針對當時傳統宗法社會秩序崩潰的現實，孔子提出了適應新時代人際關系的新觀念“仁”，這無疑是對傳統觀念的重大革新。同時，為了彌補新舊觀念交替時期社會規范的空白，避免社會秩序混亂，孔子繼承三代精神傳統中的“禮”，來保證劇烈變動中的社會生活的相對穩定。由此，揭開了思想文化傳承與創新結合的儒家式文化更新運動序幕，其后經歷了孟子對“仁”觀念的完善，荀子對“禮”觀念的推進，最終使儒家的“仁”“禮”思想在完成觀念革新的同時，形成了“仁”的創新與“禮”的規范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完美張力模式，成為漢代以后中國文化在平衡有序中不斷開拓創新的文化根源。

　　在春秋戰國第一次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過程中，儒家方案最終被歷史選擇的重要原因就是把握住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互動關系，形成了觀念更新與繼承傳統的張力平衡，即后世學者所概括的“仁——禮張力”模式。因此，在當前的文化重構中，應在繼承傳統文化合理因素的情況下，實現符合新時代精神的觀念創新。例如，傳統的仁禮學說往往將道德教化作為主要實現方式，但現代社會顯示出“道德無力”的困境，對此，我們可以將現代的法治思想注入傳統的禮治觀念中，以保證傳統的仁民愛物核心理念實現現代轉化。

　　外來文化的本土化與本土文化的綜合創新

　　魏晉唐宋是第二次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時期。魏晉時期，由于長期戰亂的紛擾兼以名教的衰落，人們急于尋找內心的寧靜和精神寄托，于是佛教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隋唐的統一使得社會從分裂走向整合，與之相適應，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持吸收和轉化的態度，成功引導了儒道釋三教合一，在保證中國傳統文化主干地位的同時，不斷將佛學思想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臺宗、華嚴宗與禪宗。及至宋代，儒家學者吸收改造佛學思想，特別是學習佛學思想中的邏輯思維精華，從心性角度全新詮釋儒家思想，實現了宋代新儒學的革新。

　　此后，雖然中國依然面臨著遼宋夏金并立的局面，但由于新文化產生凝聚效應，民族國家的向心力不斷加強，以至于文化落后的少數民族即使入主中原，也要接受先進的中原文化，在文化上被反征服。這種文化創新的活力最終陶鑄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當近代中國遭遇西方殖民主義入侵時，這種精神品格顯示出強大的民族獨立與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中國人民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奮勇抗爭，建立了獨立的現代國家。

　　魏晉唐宋時期文化重構的主要經驗在于對外來文化的處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實現了外來文化的中國化，二是利用外來文化的先進因素改造更新本土文化。以此為鑒，在當前的文化重構中，我們對于外來思想文化，應結合中國實際，形成中國化之新成果。這方面已經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同時，當前更重要的文化重構任務，是要充分利用西方文化中的先進因素，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背景下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式的全面更新。

　　主體意識覺醒與化成天下

　　現階段，中國正在面臨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次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根據本土歷史經驗以及西方國家的先期現代化經驗，這一時期要實現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的成功，首先要實現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其次是形成解決全球化面臨的共同問題的文化能力。正如《易傳》所謂“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從西方現代化經驗來看，現代化轉型的最終實現必然要經歷思想覺醒、政治革新與經濟模式更新的全面現代化。從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開始的主體性覺醒，可以說是西方從思想文化上走上現代化征程的重要節點。這之前有文藝復興對中世紀文化反思的鋪墊，此后有啟蒙運動對現代化意識政治革新意義上的全面普及，由此引發了經濟、技術全面現代化的潮流。因此，西方社會向現代轉型的規律是由思想文化先導，引發政治經濟全面現代化。

　　如前所述，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走了一條與西方次序不同的道路，屬于湯因比式的“挑戰——回應”模式，是在落后挨打的背景下，尋求向西方學習富強之路而引發的。中國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始于對西方堅船利炮等先進器物與技術的接觸，經過80余年的層層深入的探索，才認識到文化轉型的關鍵性作用。

　　我們目前面臨的第三次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已經成功進行了政治、經濟層面的轉型，當前正在走向以思想文化重構為主題的關鍵階段。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對照西方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全景經驗，中國文化要真正實現與社會轉型互動發展，首先就要實現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即要在把握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前提下，實現文化現代化的轉型與重構。文化主體意識覺醒后，能否進一步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重構，則要看我們能否以中國式的智慧、現代性的表述方式，回答整個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征程以來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諸如科學與人文的關系、能源枯竭與環境污染等問題），并得到世界性的普遍認同。

　　（作者單位：北京印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