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是真人不露相，人一端架子就沒多大意思了。端架子，多數是肚子里沒玩意兒，沒辦法只好裝。就如吾鄉傅哥給一些小官僚編的順口溜，“吃得挺胖，穿得挺像，別著鋼筆，啥也寫不上”。寫文章亦如此，一不能端架子，你一端架子，好東西就被嚇跑了；二不能搭架子，煞有介事的樣子，四個鋦子八個眼，穿靴戴帽，不足一升，非要湊一斗，肯定是有摻假的地方。文藝批評更是這樣，幾句話完了的事，非得整一大篇，多大學問似的。錢鐘書學問大不？他的最著名的東西《談藝錄》《管錐篇》全是筆記體，大才子、大學問家，根本瞧不上擺架子。他在《讀〈拉奧孔〉》里說：“一般‘名為’文藝評論史也是《歷代文藝界名人發言紀要》，人物個個有名氣，言論常常無實質。倒是詩、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也許有人說，這些雞零狗碎的東西不成氣候，夠不上系統的、自覺的理論。不過，正因為零星瑣屑的東西易被忽視和遺忘，就愈需要收拾和愛惜，自發的孤單見解是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再說，我們孜孜閱讀的詩話、文論之類，未必都說得上有什么理論系統。更不妨回顧一下思想史罷。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木石磚瓦仍然不失為可資利用的好材料。”說得多么中肯，他對西學可謂見得多了，卻對西方的“大論文”不以為然，這是真知灼見，也是思維習慣。他學貫中西，卻始終“以中貫西”。先生的筆記體，肯定會垂世不朽了。但有些曾經很囂張的所謂皇皇大論、高頭講章之類，恐怕只會在歷史的紙簍中謀一席之地了。

　　元曲里的情愛方程

　　《世說新語》有一則“賈充嫁女”，寫女孩遭遇情愛之后的表現：“盛自拂拭，悅暢有異于常。”特愛打扮，異常興奮，兩個細節，寫得真是太到位了。十個字，賽過俗手一大篇話。現在的詩也愛談細節，但拖泥帶水，那功力比這差遠了。說到詩歌寫情愛，寫細節，元曲高明多了。元代的詩人，地位都不高，八娼九儒十丐，居于丐前娼后，真是斯文掃地了，也就沒什么架子了，也更沒那么多顧忌了，沒忌憚，因此大膽、潑辣；沒架子，所以真切、親切。少貴族氣，多平民味。這里面以諷世與情愛兩大主題最為突出，大概因為“曲”的緣故，情愛寫得尤其多、又特別出彩兒。

　　兩人碰出火花，由于授受不親，見面難，要指望突然相遇。“……今日猛見他門前過。待喚著怕人瞧科。”這可如何是好？“我這里高唱當時水調歌，要識得聲音是我。”（徐再思《沉醉東風·春情》）這是情急生智。相遇之后，當然是相約，那又是怎樣一番情形呢？“戴月披星擔驚怕，久立紗窗下。等候他，驀聽得門外地皮兒踏。只道是冤家，原來風動荼縻架。”（商挺《潘妃曲》）等待的心呀，草木皆兵。相約接著就是相會啦：“挨著靠著云窗同坐，看著笑著月枕雙歌，聽著數著愁著怕著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閏一更兒妨甚么！”（貫云石《紅繡鞋》）一分光陰掰作兩半兒花，尤人心不足，還要老天給弄個雙份兒，要“閏更”，虧這女子想得出啊！會過了，要分別：“自送別，心難舍，一點相思幾時絕？憑闌袖拂揚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關漢卿《四塊玉》）水也錯，山也錯，恨離別！相見時難別亦難，別后相思更難耐。相思是個什么玩藝兒呢？是一種病：“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病癥怎樣？“身似浮云，心如飛絮，氣若游絲。”何時發作？“燈半昏時，月半明時。”（徐再思《折桂令》）相思亦是一種債：“相思有如少債的，每日相催逼。常挑著一擔愁，準不了三分利。這本錢見他時才算得。”（徐再思《清江引·相思》）

　　元曲的情愛，多是男人揣摩女人，細，透，癡迷又清醒。特別有山歌的味道，好的山歌，都是靠一個“真”字打動心弦。像妙手的針灸一樣，將千鈞力量集中在細節的“一發”上。姚燧有一首《憑欄人·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抓住一個特殊的瞬間，把一個“軍嫂”的微妙心理寫得多么精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