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篇《8000件文物捐贈后的維權困境》的報道再次引起人們對于藝術捐贈問題的關注。已故收藏家楊魯安曾在2000年將個人收藏的青銅器、甲骨片、字畫、陶器等8000多件文物捐贈給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并決定從政府獎勵的150萬元獎金中拿出100萬建立“楊魯安文化獎勵基金”。直至今日這批捐贈品一直未能展出，甚至一度讓捐贈者以為不知去向。今年6月，在當地相關部門和媒體協助下，楊先生后人獲準到儲存文物的倉庫查看，其中一些相較脆弱的書畫藏品狀況讓人擔憂。至于老先生當年提議的基金會事宜，也因“《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萬元人民幣”的原因遲遲未能實現。面對媒體的介入和質疑，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對相關情況做出了解釋和說明。問題雖然得到了回應，但也實在難讓人高興得起來。針對文物、藝術捐贈的法律、法規不得到進一步完善，缺少統一規范的藝術捐贈操作細則，這樣的問題仍然難以避免。

　　同樣面對質疑的還有陜西西安投入380億元建設“首創阿房宮文化旅游產業基地”。因此前曾有一個經營不善的人造景點“阿房宮景區”，這項投資一度被媒體誤讀為西安投巨資“重建或再造阿房宮景區”，以致官方不得不出面辟謠：此乃一個涵蓋文化創意產業、現代服務業和人文旅游等在內的產業基地，將建設博物館、藝術中心等項目，但不是“重建阿房宮”。時下流行以文化產業之名大興土木，此事盡管因誤讀而產生質疑，但總讓人覺得這樣“誤讀的”質疑還是太少，問題究竟出在哪兒？

　　本周同樣面對質疑的還有兩位，“野狗”方力鈞帶著質疑悄然上任中國國家畫院當代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女館長謝素貞帶著質疑閃電離開北京今日美術館。方力鈞曾在《像野狗一樣生存》的自傳中說自己“從美院畢業后，像野狗一樣地生活，沒人管你，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制約你，你也不向任何人獻殷勤，你獻也沒有用，因為你找不到對象，也找不到目標”。因此又有人對此提出“招安”之說，坦白講，這樣的質疑有點低級而過時，何謂“體制”內外，誰又在招誰的安呢？方力鈞自然對此不屑一顧，“潑皮”有權利榨干其應有的利益。

　　曾在多家藝術機構任職的謝素貞上任僅僅10月旋即離職，上任之初的多項宏偉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就不得不面臨贊助資金撤離、大批員工辭職等棘手問題。管理一家美術館，確實需要較為全面的能力，而在董事會贊助機制下的美術館，“不合適即離開”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沒有人應該能上不能下地一直享受權利。公立美術館館長的遴選和淘汰機制，也亟待更新。

　　今天的中國社會，質疑之聲蜂起，某種意義上這自然因為表達日益自由，但光有質疑顯然不夠。面對質疑，方力鈞說，質疑就是我工作的動力。在“開門聽意見”的今天，質疑能否真正成為改變的動力？這個問題需要好好回答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