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早江南

　　刺繡是我國古老的手工藝術，有著上千年的悠久歷史。據《尚書》記載，4000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規(guī)定了“衣畫而裳繡” ，周代時又有了“繡繢共職”的記載。人類用針將絲線或其他纖維、紗線以一定圖案和色彩在繡料上穿刺，以縫跡構成花紋，裝飾織物，體現出天然的對日常之美的追求，即生活的藝術化。至明清時期，宮廷刺繡的規(guī)模已經十分浩大，民間刺繡更是蓬勃發(fā)展，先后產生了以蘇繡、粵繡、湘繡、蜀繡為代表的“四大名繡” ，而蘇繡則首屈一指。

　　“戶戶有棚架，家家會刺繡” ，這是蘇州特有的景象。上世紀90年代，木瀆曾評出“姑蘇十二娘（吳娘） ” ，每一位吳娘都是勤勞善良、心靈手巧的吳地婦女的代表，濃縮了2500年的歷史內涵。姑蘇十二娘中，繡娘最為典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蘇繡）的代表性傳承人姚建萍則是吳中十萬繡娘中的杰出一員。

　　改革開放后，和很多傳統(tǒng)的民間藝術一樣，蘇繡也面臨了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出現了蘇繡工藝后繼乏人的境況。三十多年前，就在這個時期，吳中鎮(zhèn)湖的一個農家，八歲的農村女孩姚建萍，從母親手里接過那根細小的繡針，開始了她的刺繡人生。刺繡，是當地農村的風俗習慣，她覺得自己應該做一個和母親一樣的繡娘，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這是當地女孩子必須要走的一條路。在中國其他鄉(xiāng)村地區(qū)，針線活都是女孩子少不了的經歷，甚至成為一輩子的事情。

　　生活在蘇繡的主要發(fā)源地鎮(zhèn)湖的姚建萍，自幼在太湖邊上玩耍，摸螺絲、拔蘆筍，喝著清冽的太湖水，造就了她骨子里的靈氣，六七歲時便能依照母親和嫂子的手藝繡出嬌滴滴的花朵。青春時期開始了走街串巷叩門求師。一個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普通繡娘，憑借飛針走線，堅持走蘇繡藝術化的道路，把傳統(tǒng)蘇繡藝術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刺繡的技法有錯針繡、亂針繡、網繡、滿地繡、鎖絲、納絲、納錦、平金、影金、盤金、鋪絨、刮絨、戳紗、灑線、挑花等等，刺繡的用途主要包括生活和藝術裝飾，如服裝、床上用品、臺布、舞臺、藝術品裝飾。姚建萍在繼承蘇繡傳統(tǒng)的基礎上，敢于在針法、題材、創(chuàng)意、構圖等方面突破，不但重視刺繡技藝的創(chuàng)新和提高，更重視本身藝術修養(yǎng)的提高，所以才能深刻理解刺繡對象的藝術內涵，在色彩、光影、透視等方面都能比較精確地把握、規(guī)劃，在技法、題材、創(chuàng)意等方面求得突破。

　　人物繡是刺繡藝術中的難點，卻恰恰是姚建萍的強項。她所繡制的羅中立油畫《父親》的同名作品惟妙惟肖，晶瑩汗珠的體積感異常通透，具有極大的藝術震撼力與視覺沖擊。她突破以往蘇繡“精、細、雅、潔”的風格，用針線作畫，表現勞動人民飽經風霜的滄桑感，明暗層次與色彩生動多變，毫不匠氣死板。這種對油畫、山水畫（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 ） 、攝影作品（焦爾喬·洛迪的《沉思》 ）的二度創(chuàng)作，無不刺下了姚氏的風格，這種風格更顯著地表現在專題策劃、專題原創(chuàng)的《江山如此多嬌》 《春早江南》 《海納百川》等蘇繡作品中。

　　刺繡最早多為實用，及至宋元廣及書畫之制作，漸漸成為藝術珍賞之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繡品幾乎皆為精品，繡工勻整，針線細密，設色精妙，深得書畫精髓，且均裱裝成冊軸卷，使觀賞者往往誤以為書畫。宋代是我國手工刺繡的高峰時期，特別是在開創(chuàng)純審美的藝術繡方面令后人難以企及。據《宋史·職官志》載，宮中文繡院掌纂繡。徽宗年間又設繡畫專科，使繡畫分類為山水、樓閣、人物、花鳥，名繡工輩出，使繡畫由實用進而向藝術欣賞發(fā)展，將書畫帶入手工刺繡之中，形成獨特的觀賞性繡作。姚建萍對蘇繡藝術化的追求，既體現了對傳統(tǒng)的回歸，也體現了一個現代繡娘在繡品中所蘊含的對生命的熱愛、對人生的感悟。

　　被工業(yè)化挾裹而去的人們，如今開始呼吁留住手藝，留住手藝的溫情。至于刺繡，有人說應該普及，美化人們生活。在過去，帳沿、枕頭、繡圍都有刺繡的裝點，如今的家居環(huán)境也給刺繡留下了表達空間。但每個女孩子都做得一手好針線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只有“抬頭誤三針”這樣的語言還留有過往生活的痕跡。

　　這并不妨礙刺繡向藝術領域的發(fā)展。刺繡是廣大鄉(xiāng)村婦女為美化自己的生活而發(fā)展起來的，創(chuàng)造了諸多技法，應該挖掘出來、傳承下去。然而，作為一種典型“慢生活”下的工藝美術，在當前這個快節(jié)奏的時代，人們心浮氣躁，“慢下來”成了刺繡界的最大挑戰(zhàn)。

江山秋色

家家處在花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