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聽見下雨的聲音》劇照

　　作家郭敬明導演的兩部《小時代》獲得近8億元票房；歌手周杰倫執導的《天臺愛情》票房破億；填詞人方文山導演的《聽見下雨的聲音》、音樂人盧庚戌執導的《怒放之青春再見》也在近期相繼公映。再加上近幾年崔健、高曉松、九把刀、王力宏、尹麗川等與電影行業不搭邊兒的音樂人甚至詩人頻頻“觸電”，無疑都在證明在今天這樣一個媒介高度融合的時代，“門外漢”跨界當導演早已見怪不怪。

　　在中國這樣一個年票房產出超過200億元的龐大市場中，只要你像周杰倫那樣出名，或者像郭敬明那樣具有社會話題性，那么是否受過科班訓練就不會成為你當導演的障礙。而在好萊塢，由于電影導演協會的存在，外行人想進入導演圈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在業內極具號召力的導演協會，會對導演的專業資質進行十分嚴格的審查，由演員轉型為導演的成功范例都屈指可數（無非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本·阿弗萊克等寥寥幾個），遑論音樂人、詩人這樣的大幅度跨界。也許正是因為準入門檻高，好萊塢出品的影片才極少會像《富春山居圖》《戀愛通告》那樣因為導演的“思想幼稚”、“技法雷人”而遭受批評。

　　然而事實上，縱觀整個世界電影史，“業余”卻并不能成為“門外漢”導演的“原罪”：意大利電影大師費德里科·費里尼的本職工作是記者，美國邪典宗師昆汀·塔倫蒂諾本是個錄像租賃店店員，奧斯卡最佳影片《拆彈部隊》導演凱瑟琳·畢格羅原來是位畫家……在北京電影學院，坊間曾流傳著一種說法：“近年來，攝影系培養了一批名導演，文學系培養了一批名導演，連表演系、管理系、電影學系都培養了名導演，就是導演系沒出幾個像樣的導演。”誠然，程耳等青年導演近期的創作說明北電名頭最大的導演系還是能出人才的，但這種說法的流傳卻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導演這個行當考驗的并不僅僅是學校的教學水平。

電影《怒放之青春再見》劇照 

　　郭敬明說，小說家天生有成為導演的潛質，他們在寫小說時腦海里就已經有了畫面和分鏡頭；盧庚戌說，音樂與電影的共通之處在于，都需要打動人心的情感；方文山說，導演的養成教育是學校給的，但藝術的創作卻是學校不能給的。這些電影“門外漢”的言論各有各的道理，因為與攝影、錄音、美術等技術部門相比，導演這個行當的確對從業者的生活閱歷乃至思想高度具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很多評論家才會認為，并不是北京電影學院造就了“第五代”導演，而是“文革”的經歷造就了“第五代”導演。

　　既然導演的專業技術可以在實踐中不斷提高，那么“門外漢”要成為優秀導演的首要條件又是什么？在筆者看來，無疑是專業精神。在當年香港電影繁盛的時代，幾乎所有行當的人才都涌入了電影圈，無論是做音樂的、搞戲劇的，還是退役警察、現役運動員，都想在電影這個大“金庫”里撈上一筆，魚龍混雜成為香港電影圈的獨有特色。然而一大批急功近利、只求票房不求藝術質量的影片的誕生，在不斷吹大香港電影虛幻泡沫的同時，也在無形中摧毀了香港電影的品牌價值——如今純正港產片幾乎絕跡的事實，正是當年香港電影界亂象叢生的殘酷后遺癥。可以說，香港電影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從業者缺乏專業精神所導致的。如果所有從業者都把電影當作“玩票”，只求個體利益而不顧整個行業的利益，那么這個行業必然會在虛假繁榮過后迅速衰落。前車猶可鑒，香港電影的慘痛經歷，應當給如今熱火朝天的內地電影業敲響警鐘。

電影《天臺愛情》劇照 

　　所幸的是，近年來幾位“門外漢”導演執導的影片頻頻令人感到驚喜，有的甚至比職業導演的作品更加優秀——郭敬明將《小時代》升華為一場社會話題，在狂攬票房的同時，也成功勾勒出當今時代的一個側面；周杰倫在《天臺愛情》中獨創“歌武片”這一全新類型，將音樂、愛情與功夫元素融為一體，在贏得不錯票房的同時也收獲了口碑；九把刀通過《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回顧那早已逝去的青春以及初戀，在感動自己的同時更感動了無數觀眾；阿牛導演的《初戀紅豆冰》深諳“小清新”電影的精髓，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中講述了濃濃的親情、愛情、友情……

　　在采訪《怒放之青春再見》的導演盧庚戌時，他神情嚴肅地對記者說，自己拍電影絕不是“玩票”，而是將它視作藝術生涯的另一個起點。在觀看完影片之后，記者所收獲的激情與感動，印證了他的言論。回過頭來看，郭敬明、周杰倫、九把刀、盧庚戌等具有專業精神的“門外漢”進入電影圈，對于中國電影而言，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