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詩歌的“流亡”與“行為藝術” 

　　相比于顧城的那個時代，今天的時代似乎沒有給詩歌這種文體留下更多的空間與關注。在中國，詩歌甚至已經成為走過八十年代的人的一種特有的記憶。

　　正如詩人楊煉在《流亡的故城》中所言，彼時，顧城這樣的詩人曾經如今天的劉德華那種天王巨星受人追捧。然而，在剛剛過去的2013年，在詩人這個圈子里，似乎只有朦朧詩人梁小斌的重病與窘困引起了大眾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梁小斌的窘境正折射出當下中國詩歌所遭遇的困境。

　　徐曉：八十年代末的流亡是詩人的一種自我流放 

　　談及那個詩歌盛行的八十年代，《今天》的早期成員之一、作家徐曉坦言，我覺得八十年代那個年代像夢幻一樣的，真正像我們所經歷的大概這六七十年之中最好的十年。它代表了一種希望，當時也給了我們一種希望。我覺得那個年代所創造出來的那種精神，以及它所留下的那份精神遺產，在后來的年代也不斷被“發揚光大”。

　　而這個被看作中國詩歌黃金年代的時光在八十年代末就逐漸地淡出人們的視野。在徐曉看來，那個時代的淡出與詩人的“流亡”不無關系。“八十年代末以后那么多人都‘流亡’了，那并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流亡’，是一種自我流放。他更多的是因為對當時那個社會的不適應，或者更多的是對現代那些東西的一種向往，自動地流亡出去了。”

　　但她也認為，對于詩人來說，“流亡”似乎是一種內心的狀態。“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詩人來講，不管是他身在何處，他從內心里應該都是有一種流亡的狀態，詩人可能在這個社會永遠都是一個邊緣的人。”

　　唐曉渡：我們正在衰老 顧城正在永葆青春 

　　在詩歌和文學評論家唐曉渡看來，顧城在“流亡”海外之前，是經歷過一次內心崩潰的。“他后期創作有組詩《鬼進城》。這個‘城’，對顧城來說不僅是北京、他的成長之地，也包括了他的內心。這其實也是反襯自己。”

　　他說：“顧城跟那個時代怎么格格不入，所以他的逃跑、撤退，都是必然的。如果他還活著，我不知道顧城會是什么樣的內心狀態，會怎么繼續他的寫作。”

　　和徐曉相同，唐曉渡也認為，當下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是傳承了八十年代的一些東西。“今天我們確實是大大的受惠于那個時代。我們是跟顧城一起成長的這一代人，我們正在衰老，他正在永葆青春。這有一種精神、一種力量，會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像一個儀式一樣，哪怕是不那么莊嚴。但它通過這樣的方式就把這種精神代代傳遞下去，這種精神我覺得不管社會怎么發展，它永遠都是最重要的東西。”

　　西川：詩歌只有變成社會性事件才會有大眾關注 

　　對于當下的中國詩歌，詩人西川毫不諱言，當下的詩歌已經被“邊緣化”了。“我們理解什么叫詩歌？如果我們理解的詩歌就是‘五四’時期徐志摩、戴望舒寫的東西，那么很多人今天寫的就不是詩歌了。他注定被邊緣化。當然還有很多人認為古典詩歌才是詩歌，現代的詩歌不是詩歌。在這種情況之下，詩歌如此被邊緣化，卻依然有個別詩人處在比較‘核心’的位置，顧城就是在這個比較‘核心’的位置上。”

　　但在西川看來，顧城的這種所謂“核心”的位置并非源于他的詩作被大眾所認知；相反，卻是由于在顧城身上發生的一些“社會性事件”讓他顯得引人注目。“我曾和歐陽江河一塊坐飛機，江河跟空姐聊天，他就問空姐，你知道誰是西川嗎？空姐說不知道。再問，你知道海子嗎？空姐說知道，就是那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又問你知道顧城嗎？她說知道，就是那個‘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西川調侃道：“這個空姐非常有文化，對所有非正常死亡的詩人都知道。這其實是詩歌的尷尬：如果你不變成一個社會性事件，別人就關注不到你這。”

　　未來：詩歌為文化尋找可能性 

　　誠如西川所言，毫無疑問，顧城的那個年代一去不返，而當下中國的詩正處于一個邊緣的尷尬位置上。

　　在紀錄片《流亡的故城》中曾有這樣的句子：“詩過去了之后，我們剩下的是詩壇。”在當下這樣一個詩歌已被邊緣化了的時代，很多人都不禁發問：中國的詩，未來在哪？

　　80年代“童話”的語境與“廢墟” 

　　作為70后的文學評論家、作家，梁鴻對顧城的看法更帶有一種客觀的眼光。“談到顧城，總有一個倫理困境，甚至是一個學術困境。我們總是容易對顧城生平進行戲劇化的講解，而沒有對他作為詩人和人的關系的進行反思。反思80年代語境本身，我們是否還停留在過于感性的狀態？”

　　而在徐曉看來，顧城所生活過的那個年代已經一去不返了，給當下人們留下的更多是一種反思。“我們現在把當年的那個‘童話’重新溫習一遍。但是像那樣的童話不能重演了，如今只剩一個廢墟。面對廢墟我覺得是不是以后的詩人，或者知識分子，更多的責任在于反思，反思這幾十年來，我們這一代人走過的道路。”

　　詩人的情緒正被數字所淹沒 

　　相較于梁鴻那種更趨于理性化了的客觀想法，西川的想法似乎更帶有一種審視詩歌的兩個時代的眼光。“我們一般認為的北島，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這些人的詩歌充滿了對現實生活的批判，發出一些聲音來。但今天的詩歌好像不發這種聲音了。事實上，今天的詩歌里也發這種聲音，只不過這些聲音被很多東西淹沒掉了。比如說這個聲音對于不論對當下的什么進行批判，都會瞬間被別的聲音淹沒掉。”

　　在他看來，今天每一個人關心的目標實際上都不一樣，是比較分散的。而這種感性化的詩句似乎已經被理性化的數字所代替。“詩人的那種情緒性的批判，實際上會很快的被一些數字所淹沒，也被很多時政性的批判所淹沒。我曾經碰到過一個人，他說，你們這些詩人一說到土地就是廣闊的土地，我看土地是500畝土地。今天這年頭，很多人關心的是500畝土地了，不關心廣闊的土地。這個藍色的大海，你一說就是藍色的大海，我說起來這個大海是一個有石油泄露的大海。”

　　談及此，西川眼中所看到的中國詩歌這兩個時代的分野，其實正是被這兩種不同的思維割裂開來的。他說：“現在的思維方式已經是這樣一個東西了。”

　　詩歌為文化尋找可能性 

　　談及中國詩歌的未來，西川坦言，中國詩歌是什么走向，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中國詩歌有一個責任，“就是在今天，在這樣一種社會歷史的條件之下，詩歌的責任就是為我們的文化尋找可能性：語言的可能性、思維的可能性。”

　　同時他也強調，詩歌在尋找可能性的同時，卻也受到了很多限制。“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受到很多東西的規范：受到現實生活的限制、受到歷史生活的限制、受到詩歌寫作本身上下文的限制、受到當代詩歌和世界詩歌的規定。”

　　“所以詩歌沒有什么出路不出路，每一個詩人在他寫作的時候，他如果除了關心他自己內心，還關心一點別人的工作的話，他就不得不在上下文當中、左右、上下、過去、現在，在這個當中找一個位置。實際上，他如果能夠找到自己的一個位置，那么他就在這個位置上開始為他自己的可能性去工作。我覺得，如果說可能性的話這就是可能性。”

　　短評： 

　　如今在中國的詩，似乎更多地被國人當做了一種文學體裁。但在這種與眾不同的文體背后，詩更代表著一種感情的噴涌。因而，寫詩之人必有強烈的感情，才能化作那情緒化的表達。如此看來，理性當是詩最大的敵人。

　　有人說缺少信仰是當下中國無詩的原由。其實這只是一方面。當下的中國人接受了理性的思維方式才是當代詩歌沒落的真正原因。而理性的思維方式正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為西方所改變最為深刻之處。這種矯枉過正或許只能歸因于歷史，而其解決也只能仰賴時間的推移。

　　所以，我們不必為梁小斌那樣的生活困境去擔憂與疾呼。因為，這是他作為一位詩人所選擇，也應當接受的生活。我們也不必為顧城的橫死而唏噓，因為這正是其作為詩人的思維的一種外化表現。

　　詩人，注定與當下這個中國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