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活著》劇照

　　自上世紀90年代起，戲劇導演孟京輝就帶著他的先鋒戲劇開始了“走出去”的歷程，《等待戈多》、《思凡》、《我愛×××》等國內文藝青年耳熟能詳的劇目都曾被他陸續送出國門。

　　2002年，孟京輝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走進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在這一世界知名的戲劇狂歡中，在震驚到幾乎迷失的同時，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帶著中國的青年戲劇人去演出。

　　9年之后，孟京輝的小夢想實現了，他帶著5部充滿青春朝氣的作品融入了阿維尼翁的戲劇海洋。“我來了，我演了，我HIGH了。”之后連續3年，帶著這樣的豪言壯語，孟京輝讓10余部青年戲劇人的作品走上阿維尼翁的街頭，登上法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戲劇舞臺。

　　今年，孟京輝又有了大動作。年內，由他執導、袁泉與黃渤主演的話劇《活著》將赴德國柏林德意志劇院和德國漢堡塔利亞劇院演出。這是中國當代戲劇首次進入德國主流戲劇界。這也讓孟京輝確實有些興奮。

　　雖然不容易，但必須開始

　　2012年，由孟京輝執導的戲劇《鏡花水月》、李建軍導演的戲劇《狂人日記》、豐江舟制作的多媒體劇《假象》和趙梁制作的舞蹈劇場《茶·禪》受邀在德國柏林“中國之秋”演出季上亮相。作為項目策劃、策展人的孟京輝因此得以與德國戲劇界有了深入接觸。“當時我們就談到，現在的中國戲劇界不僅有這樣年輕的、小型的、先鋒的作品，還有代表了中國主流戲劇水準的、大型的作品，應該可以介紹到德國。”于是，在漫長的接洽之后，《活著》到德國兩大主流劇院演出的行程終于得以確定。

　　話劇《活著》改編自作家余華的同名小說，講述了“一個人與他命運之間的友誼”。“《活著》有著很強的故事性，說的都是人心里的東西。人性是共通的，德國觀眾應該不會有解讀上的障礙。”孟京輝說，他完全不擔心德國觀眾會看不懂，而對于《活著》在國內鮮見的3個小時的時長，他也不怕德國觀眾會失去耐心，因為在德國一連看十幾個小時的戲劇是常事。

　　“坦白地講，不容易。無論是從溝通階段、資金支持還是與當地媒體的接觸等環節，都很困難。一部中國的作品，偶然闖進德國那么強大的戲劇體系里，并且要受到關注，真的不容易。”孟京輝說，雖然困難重重，但必須開始，因為只有硬著頭皮開始，才有可能一步步發展。

　　超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孟京輝看來，“走出去”對于藝術家而言，對于國家與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發展而言，都非常重要，因為通過文化的交流，不僅可以找到差異，更能夠看到共性。“愛、美、寬容……這些人類共同的美好通過戲劇的方式交流，顯得格外真切。”

　　但在中國文化的國際交流上，孟京輝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們一直都喜歡把老祖宗壓箱底兒的東西拿出來給外國人看，人家對這些東西要么已經很熟悉了，要么就是年輕人對這些沒興趣。所以我的觀點是，咱家里的存貨、老祖宗的寶貝先不用張揚。要想讓世界了解當代中國，就得跟別人站在同一個平臺上，這時候誰牛才能一目了然。這樣也體現了我們的自信。過多地炫耀中國風、中國元素，實際上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孟京輝說，在一定意義上講，并非所謂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是“超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孟京輝說，推出中國當代青年戲劇人的作品，就是“站在同一平臺”的表現之一。“拿出我們和社會發展同步的當代作品，就必須推出我們的青年文化，比如這些充滿了創意的青年戲劇。他們的作品可能不夠完美，但他們的創意卻能讓外國人看到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和世界是同步的。”孟京輝說，通過他近些年的觀察，中國的當代戲劇“走出去”一點兒也不跌份，是很有價值的。

　　“我們應該探索這樣一條路，既不失去自我，又不落后于當代；既有前瞻性的人文展示，又能祛除沒有民族因素就不自信的這種卑微心態，如果能將這條路想清楚，‘走出去’就會很輕松，沒有包袱，別人也會對你刮目相看。”

　　孟京輝也說，“走出去”不能著急。“荷蘭、法國、德國、波蘭等等這些國家的戲劇傳統是通過很長時間一步步交流、認知、合作、碰撞才形成的，也是用了很長時間才被別人接納，進而影響別人的。所以，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孟京輝說，文化是一種習慣，所以不要想著一次性成功，快餐式的文化輸出是不科學且充滿危險的。

　　需要一些組織，干些“浪費”時間的事

　　在“走出去”的同時，孟京輝也在做著將世界各地的優秀戲劇作品“請進來”的工作。但，這同樣不容易。

　　“首先，雖然我們抱著很大的信心和決心想讓世界了解我們，但有些人并沒有回報以同樣的好奇。其次，把別人‘請進來’后，他們往往不知道怎么與我們溝通。在國外，演出團體很少與政府打交道，這是他們的習慣，所以他們來到中國之后，不知道他們的觀眾在哪兒，學術對接單位在哪兒。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出現更多的非營利性機構，做一些看似浪費時間、沒有意義的事，來彌合國外藝術機構、演出團體和我們的交流障礙。”孟京輝說，應該有這樣一個中介或機構，作為文化交流活動的基地，這樣會更恰當、更加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