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廉吏形象的新突破

——試析新編晉劇《巴爾思御史》的藝術價值

新編晉劇《巴爾思御史》開幕場景    趙明柱 攝

　　劉  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藝評論家）

　　新編晉劇《巴爾思御史》劇情簡介:據史料記載，位于山西省南部絳州曾走出一位威震一時卻又鮮為人知的岳岳之公——姚天福。他一生胸懷坦蕩，體恤黎民，剛正不阿，嫉惡如仇。其事跡可與宋代包拯媲美。從元世祖至元五年擢任御史臺監察御史后，每折權臣，帝嘉其直，故賜名“巴爾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巴爾思御史》通過姚天福排除重重障礙，上書彈劾當朝宰相阿合馬罪狀的抉擇過程，體現了其不徇私情，不圖虛名，不畏權勢，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與高尚品格。

　　在山西省委宣傳部、山西省文化廳和山西演藝集團的大力支持下，山西省晉劇院推出的新編晉劇《巴爾思御史》（編劇梁波，導演石玉昆），成功地塑造了剛毅正直、不畏強悍的元代清官姚天福的藝術形象，感動了觀眾，也受到專家的好評。

　　該劇的成功，首先在于編劇的出新，它突破此前清官戲的創作模式，為該劇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前出現的清官形象相比，姚天福這一形象的藝術價值就在于，他不僅要承受來自官場的政治壓力，而且還要突破來自家庭、親情的羈絆。在他身上承載著比歷史上描寫的清官更復雜的文化內涵，這一點正是編劇在塑造姚天福形象過程中的藝術突破。

　　在描寫清官形象的歷史劇中，包公形象是人們歷來稱道的一位剛正不阿的歷史人物。但姚天福與包公不同。包公在宋朝是一位重臣，手中握有生殺大權，且可以先斬后奏朝廷。而姚天福在元朝只是一個監察御史，其職責是查辦大案，對案件卻沒有處置的權力。因此他要為民除害、為朝廷鏟除奸佞，無疑比包公要困難得多。因此，《巴爾思御史》在塑造姚天福這樣一位清官人物形象方面顯示出一種獨特的藝術構思與描寫方法。比如在描寫姚天福的形象、刻畫他的性格、開掘他的心理情感方面就有著新穎的結構故事的方法。即通過對元代官場大環境的描寫，對親情與家事的描述，揭示出姚天福想為民辦事為朝廷立功的種種羈絆和內心困惑，為深入開掘姚天福內心復雜情感提供了客觀條件。

　　從姚天福所處的元代社會和官場的大環境來說，是不利于他這位監察御史施展抱負的。一是阿合馬的權力過大，又深得皇帝的寵信。阿合馬身為宰相，統領群臣，在他的周圍有著密密匝匝的關系網，令人感到畏懼。而在當時社會統治階層中，也形成了一種官官相護，互相推諉，趨炎附勢，對權奸阿合馬逢迎拍馬，卑躬獻媚，投帖送禮的惡劣風氣。像手握重權的御史中丞韓大人，明知阿合馬的種種罪行，卻明哲保身，“既想打蛇又不被蛇傷”，不愿自己出頭，而以“圓滑”之術應付。這些無疑都給姚天福“為公正為民眾為朝廷”、查辦阿合馬罪行的行動增加了困難。二是親情的阻礙，給姚天福的內心造成極大的壓力。妻子楊氏勸他，“莫再與皇親國戚貴胄寵臣結怨懟，形人之丑、訐人之私，謂之種禍、招是非”。兒子祖舜求他，“父親不必忒得執拗認真，與宰相大人還是和好為上”“求父親成全孩兒的好前程”。連純真的小小也斥責姚天福對娘無禮。這一切都阻礙了姚天福查處權奸行動的順利進行，使他置身于公與私的情感漩渦之中，感到無比的矛盾與困惑。他要實現自己“為民為朝廷”的理想，不僅要敢于反抗強權的威脅，還要突破親人們對他的情感束縛。包公辦案所顧慮的是來自權貴們的壓力，姚天福則要承受來自權貴和家庭兩方面的壓力，而來自家庭的壓力更讓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是秦長娟之死的激勵，才使得姚天福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最終下定了以死與阿合馬相抗爭的決心。至此，一位“不愧心、不謀祿、不畏強梁，做一天御史懲一天惡”的嶄新的清官形象“立”在了舞臺上，也“活”在了觀眾心中。

　　該劇演出的成功，是導演、演員共同努力的結果。編劇梁波描寫姚天福這樣一個清官，其巧妙之處就在于沒有正面描寫他查處案件的細節，而是把筆墨重點放在如何處置案件的過程，這就給揭示人物內心情感留出了余地，同時也給導演的舞臺創作和演員的表演提供了廣闊的展示空間。導演石玉昆充分發揮舞臺創作方面的優勢，集中力量刻畫人物，深入開掘人物內心的復雜情感，在舞臺上呈現出一個具有豐富情感卻又矢志不移的清官形象。演員的表演很好地突出了人物性格，演唱聲情并茂，唱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如季建清扮演的姚天福就最為突出。當姚天福聽說“秦長卿陷囹圄沉冤深重”，他壓抑不住內心的怒火，連夜趕回京城面見君王、辯明是非。然而，等待他的卻是滿地荊棘和陷阱。先是在叢林中遭阿合馬指派的刺客暗殺，多虧秦長娟相救才化險為夷。其次是御史中丞韓大人的搪塞推脫、避重就輕，不啻在姚天福的頭上澆了一盆涼水，對他查辦阿合馬一案的熱情無疑是當頭一棒，使他看清了那些當權者的“為官之道”——“為官者自憐自愛自享樂，居要職握權柄巧取茍得。進有術退有方攬功推過，眾百姓滿腹怨徒嘆奈何。”但姚天福并沒有因此而動搖自己的信念，“韓大人善謀略我難望向背，為朝廷為百姓縱受其害不堪悲。”但是，當面對來自家庭親情的阻力時姚天福真正感受到了難以擺脫的困惑。劇中最感人的一場戲是姚天福面對妻子的勸、兒子祖舜的求與譏刺時，演員那激情的演唱。姚天福身為監察御史，一身正氣，敢斗權奸，但他的行為卻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與支持。此時的姚天福真是心如刀絞，陷入了職責與親情的沖突境地，滿腔仇恨沒有噴發的出口。只見他渾身顫抖、心肺俱裂，仰天長嘯“天啊”，抓起硯臺本想砸祖順，被妻子阻攔，卻悲憤地砸向了自己的頭。隨后引出大段唱腔——“胸如湯火、心焉如割、怨結難解、悲慨難脫、愁千萬、淚成河、思緒如麻尤自責，拊膺頓足仰天嘆，錐心泣血憑誰說！捫心問悖逆的事兒從不做，卻為何命運多舛事多磨。”季建清的演唱激情四射、滿含悲憤，唱出了人物內心的矛盾、困惑與糾結，塑造了一個血肉豐滿的姚天福的藝術形象。

　　此外，劉建平扮演的姚天福妻子楊氏，苗潔扮演的秦長娟，演出了人物莊重、大氣的性格與凜然正氣的氣質。樊旭強扮演的祖舜和雷永鵬扮演的小小，也演活了人物的個性。祖舜與小小是一組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是值得今天的人們思考的兩面鏡子。祖舜是一個沒有自信、依靠權貴出人頭地的“聰明”人，姚天福罵他“如蠅附膻不知臭”，仰人鼻息，傍人門楣，“是個無有脊梁的可憐蟲”。而他并不認為自己有什么錯，反而埋怨父親“不戀家眷、不顧利害、不曉情理”。父子倆終至分道揚鑣。祖舜這個人物設計，有著作者對現實的細心觀察，也包含著作者對社會現實的一種批判。與祖舜不同，小小是一個純潔、真誠、敢說敢做、知錯就改的人，作者把他寫成一個“癡呆者”，是有著自己的信念寓意其中的。郭學富扮演的門官，則把一個趨炎附勢、逢迎拍馬的小人物演得幽默風趣活靈活現，從中亦透露出作者的一種文化批判意識。以上這些都豐富了該劇作為一部歷史劇的藝術和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