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改革開放３０周年之際，本報與吉林省文聯舉辦的紀念改革開放３０周年農村題材文藝作品研討會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楊志今，吉林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蔣力華，本報總編輯李樹聲，吉林省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楊廷玉，著名文藝評論家肖云儒、牛玉秋、丁亞平、劉彥君、周星等專家學者共同梳理了改革開放３０年以來農村題材文藝作品類型、特點，研討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文藝家如何及時準確把握住時代的脈搏，創作出人民群眾喜愛的文藝作品，并為農村題材文藝作品如何取得更好的市場效益出謀劃策。本報辟出專門版面陸續刊發了研討會上領導和專家就此問題的論述，以引起更多文藝工作者對農村題材文藝創作的思考。——編者

寫好新歷史階段的新農村新農民

肖云儒

    文藝為“三農”（農業、農村、農民）服務，遠不只是為他們創作農村題材作品，文藝應該做的是，通過我們的作品給農民輸送更多更好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的藝術文化和思想觀念信息，以促進農村更快地融入現代世界。

    當然，進入這個問題我們又只能從創作本身談起。

    目前新型農民形象從生存狀態和人物命運來看主要有三類：

    在本鄉本土通過土地致富發展，然后走出自然經濟和傳統農業文明。以銷定產、以需定供，納入市場化、都市化框架。如訂單農業、市場加工農業，陜西果農、內蒙牧民（蒙牛）、郊區菜農、張家港（農家樂）都屬此類。

    在本鄉本土依托農業綜合、延伸發展，遠遠走出狹隘的農業經濟，把鄉村辦成農工商、牧工商，乃至旅工商、企工商的綜合農業，如華西村的老書記吳仁寶立足本鄉發展二、三產業進入現代化、都市化軌道。

    離開本鄉本土改變身份進城發展，由第一代新農民轉型為第一代新市民。這是一個由農民到市民、由鄉村到都市的過渡性人群。是從生存狀態到心理狀態的一個城鄉交叉群體，有巨大的歷史社會信息量，和巨大的心理承受、命運拼搏信息量。

    總體說來，新歷史階段造就了兩個中國歷史上曠古未有的族類：“鄉土新族”（新農民）和“鄉裔城族”（新市民）。

    時代給我們提出了表現原創性新生活新人物的歷史任務。

    要原創，就再不能滿足于用藝術技巧、舞臺呈現和制作掩蓋文藝原創的貧弱了。

    面對新的農村和新的農民，要大力提倡原創作品，特別要關注中國農村在走向現代化、市場化、法制化進程中的社會變化、命運變化、情緒心理變化。當戲劇紛紛熱衷于改編文學名著時，在反映新農村題材方面，文學與電視劇創作遠遠走在了戲劇前面，如《湖光山色》、《劉老根》、《吳仁寶》。

    要原創，作者就要建立與農村生活的精神聯系。

    作家藝術家應該和農村原生生活建立深層的關系，真正參與到當下農村歷史轉型和新農村建設的各項活動中去，走進農村生活和農民內心世界，由熟悉到貼近，由不隔到到融入，再到深度打開。真正建立作家、藝術家與農村的精神聯系。

    要原創，作品就要提供社會的、心理的、藝術的新經驗。

    創作要有逼人的真實、啟人的象征、撼人的美。更要從這逼人啟人撼人的美中，提供了解當下農村歷史、社會、文化、人性可靠的、新穎的認知經驗和情感經驗，提供聚集在這些題材、這些人物身上的命運沖突、心靈沖突、性格沖突。

    要走出過去農村題材作品的陳舊視點、習慣思維，努力發現既在的社會、文化話語之外的新識見、新嘗試、新亮點，讓人在驚喜和錯愕中發現中國農村新的真實。這不全是舒服的“癢點”，極可能是令人不快的“痛點”。而對時代“痛點”的悲劇性拷問，往往正是歷史喜劇性的暗傳和引領。現實命運的“痛點”往往正是歷史發展的“笑點”。

    其中，要重點寫好歷史改革時期的“鄉土新族”（新農民）和“鄉裔城族”（新市民）。

    這兩個族類的出現，尤其是幾億“鄉裔城族”的出現，可能是繼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以來，最為壯觀宏大的一次“進城潮”。是作家極為難得的歷史機遇。前者，即“鄉土新族”（新農民）命運也很艱難坎坷，但已經逐步成為鄉村生活的主體，并有望成為鄉村生活的價值主體，可能是更多地表現為歷史喜劇；后者，即“鄉裔城族”（新市民）的命運則更為復雜，更為坎坷。對此我想著重談談。

    一方面，他們在城里干的是清潔工、雜工、小工、小買賣，在教育、居住、醫療上都被另眼看待。處在都市生活的底層，受到都市人歧視，是既被都市生活利用又被都市生活邊緣化的“他者”。因而他們中的許多人，特別是第一代，具有馬克思說的那種歷史悲劇性，為城市現代化耗盡了生命，卻長期不被現代化都市接納。都市現代化的邏輯和他們實現生命價值的邏輯相矛盾。這構成了他們身上的悖論。這是一方面，即現實命運在巨大歷史時空穿越中的某種悲劇性。

    另一方面，“鄉裔城族”的形成，長遠地、歸根結底地看，又使他們命運的主觀追求和現代化大趨勢保持了一致的關系。他們進城發展的人生軌跡不能不打上現代化的精神文化烙印，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他們不僅經歷與土地剝離的痛苦，在城鄉兩種文明的夾擊下，精神上也面臨痛苦的選擇、整合、重建。因為土地融進了世代的血液，這種剝離是生產資料的剝離，也是文化精神的剝離和記憶、感情的剝離，有著多重痛苦。

    但是，他們將會在這種整合重建過程中，融接城鄉，促進城鄉互惠共進。如道德上能以淳厚質樸勤勞濟補城市，在經濟上、觀念上又能以科學意識、商品意識和初步的市場實踐經驗來濟補鄉村。他們雙向平衡著城鄉，也雙向營養著城鄉，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文明上為城鄉建設做貢獻，為城鄉新人的破繭而出做貢獻。這樣，他們的命運在悲劇的深處顯現出了一種歷史喜劇的光彩。這二者都會內化為各種個別性的性格、命運、心理。

    從“傳統農民的終結”，到“鄉土新族”、“鄉裔城族”的出現，再到“新市民”的誕生，這一現象是未來幾年、十幾年、幾十年中國社會最有意義的問題之一。

    文藝作品既要寫出這一群體在巨大時空穿越中付出的生命代價和感情、精神代價，吁請社會公平與道德良知，防止在城市化進程中過度犧牲他們的幸福與尊嚴；又要表現出“鄉裔城族”的命運與現階段大歷史大時代走向的相關性，這是歷史的進步，人的進步，農村和農民的進步。而且第一代付出的代價會從他們的子女（縱）和整個社會的進步中（橫）得到回報。作品既要從道德評判的坐標上，對“鄉裔城族”施以人道的關懷，特別是精神世界的人本關懷；又不能停留在道德坐標上，而要從歷史的坐標上，也是群體命運的坐標上，寫出這個都市“弱族”其實是歷史的“強者”，是歷史的先行者。因為他們身上正在嘗試著將新農民和新市民優秀精神基因作最早的融匯，孕育著城鄉結合新人的誕生。

    文藝作品要防止只展示苦難，只看到悲劇，要用理想的追求與發展的眼光，去觀照和敘述鄉村。要用理想的追求與發展的眼光，去觀照和敘述鄉村。寫鄉村歷史的曲折和社會的不公，要暗傳社會蛻變前緩慢但清晰的“胎動”。寫農民命運的坎坷多變，要突現出人的內心搏斗沖突，和在苦難中對“人生意義”執著的追尋。寫各種苦難和沖突，又要浸潤人間的溫情。寫農村的貧瘠落后，還不要忘了展現生活的詩意。

    要做到這一切，應該將知識分子那種優越的、俯視的“悲憫情懷”和“底層關懷”，那種站在樹梢上的“草根秀”，轉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的民間立場和民間情懷。相信農民群眾能夠在新的歷史實踐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更新自己、自己提升自己，真正表現出農民群眾是歷史主角的地位。這才能寫好歷史新階段的新農民形象和新農村圖景。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新時期農村題材創作斷想

楊廷玉

    當代中國在經過數次陣痛之后，終于走進充滿希望的新世紀。其中最具發端意義的事件當屬安徽小崗村農民自發的土地承包。今天看來，這不止是農村生產方式的冒險突圍，也是一次文化的英勇突破。最大的亮點更在于農民兄弟不再被動地聽任命運擺布，而是勇敢地把開啟新生活的鎖鑰緊緊攥在自己手里，毅然決然，鋌而走險，革故鼎新，敢為天下先，這無疑是一次令人振奮的思想解放，一次意味深長的精神蘇醒，反映在新時期文藝作品上的鮮明特征就是飽含情感潤澤的文化符號。

    難以抹去鄉土的印記

    從《鄉場上》馮幺爸豁然挺起的胸膛，到《秋菊打官司》女主人公挺著大肚子要討個說法，從《籬笆·女人和狗》男人和女人生活態度的細微變化，到剛剛以其“密實的流年式的書寫方式，集中表現改革開放年代鄉村的價值觀念、人際關系在傳統格局中深刻變化”而獲茅盾文學獎的《秦腔》，無不是凸顯農村題材的文藝作品，其實這正是我們深刻觀察和準確理解當代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最明亮的窗口之一。中國是農業大國，農耕文明如同大氣層包裹地球一樣籠罩著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即使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儒家傳統也是在鄉村的生活經驗中積淀和形成的。青山綠水，黑土黃土，走出多少帝王將相、達官顯貴、巨商大賈、文人墨客？縱然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代都在都市盡享繁華，也依然褪不盡與生俱來的鄉村印記。即使今日，放眼當代都市諸多文化現象，仍然依稀可辨鄉村的身影。不要以為脫下村裝褪盡鄉音就能徹底擺脫鄉土印記，好多人的行為方式、思維定式和潛意識，無不深深打上鄉間烙印。那種來自童年的記憶和鄉間意識，頑強地接續著祖先遺傳下來的生命密碼，已經不露痕跡地溶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于是我們深信，只要理解和認識了鄉村，也就理解和認識了當代中國，也只有認識和理解了當代中國，才能在文藝創作上尋求突破。也許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當代農村的認識還有好多誤區，還停留在先前的經驗層面或先入為主的主觀層面。對于當代中國農村的深刻理解和準確認知，實在還需要較長時間的考察和深入。只有走進鄉野，細微觀察和體味農民的心靈世界，觸摸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在廣袤鄉野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遷、轉化和生成，才有可能深刻揭示當代中國農村的萬千物象。任何坐在都市書齋里的猜想和臆斷，都無法勾勒當代中國農村那張表情豐富的滄桑面孔。

    農村新群落

    上世紀20年代中期，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時光荏苒，當代中國已經進入新的世紀。農村的人群都有哪些階層哪些群落呢？這個問題雖屬社會學范疇，但和文學藝術卻息息相關。本人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鄉間有識之士。他們認為至少應該有這樣的群落劃分。

    第一群落，全心全意的莊稼人。這些人接續著鄉間傳統，他們的主要特征就是踏踏實實種莊稼。他們中又分為兩類：一是老莊稼人，這些人除了使用化肥和農藥之外，其余的耕作方式都和千百年前沒什么兩樣。二是新莊稼人，對新生事物和農業科技比較感興趣，接受的速度也快。這兩種莊稼人的共同點都是依賴土地生存，他們從來還沒有離開這片土地的心理訴求，覺著莊稼人不種地簡直不可思議。

    第二群落，半心半意的莊稼人。這些人的腦瓜比較活泛，一只眼睛盯著土地，一只眼睛盯著城鎮，農忙時種莊稼，農閑時做小買賣、打短工，活動半徑不超過方圓百里，他們的經濟狀況往往要比前者更寬裕。

    第三群落，空有莊稼人身份卻不是莊稼人，離土不離鄉的打工族。這些人將土地租給別人，他們騰出身子到附近的鄉鎮甚至縣城去打工。這些人的特點是比較見多識廣，因此他們從城鎮帶回的信息常常最能及時地影響鄉村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倫理。這個群落還有一些人值得關注，那就是從事各種經營活動的民間經紀人。這些人能說會道，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深得鄉民信賴，堪稱鄉村經濟的活躍元素。

    第四群落，離土離鄉的打工族。這是當代中國農村的龐大群體。這些打工族也分兩種狀態。一是撇家舍業獨自在外闖蕩，二是舉家遷徙到城市。前者的困境是，留下老人、妻兒在家耕種，他們常常幾年不歸。后者的困境是，即使全家搬進城市，也無法融入城市社會。不公正的待遇令他們衍生出非常復雜的心理，極想成為城市公民的強烈愿望和普遍受漠視的現實形成極大的反差，內心有一種扎不下根的漂泊感。

    第五群落，鄉鎮和村干部。其中大部分人勤勤懇懇造福鄉親，成為民間領袖道德楷模。但也有少數人橫行鄉里欺壓百姓。

    第六群落，從鄉間走出去的精英。

    這是當下鄉村群落的大致劃分，當然還有區別更細微的群體。每個群體的價值取向、生活態度、行事方式、心理動機、情感皈依都千差萬別各具特點，熟悉和了解他們性格的成長史，特別是熟悉和了解他們的心靈史，從而在更深邃的層面充分表現當代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刻畫和塑造一批永遠活靈活現在文藝史上的嶄新農民形象，凸現農民兄弟在創造當代中國農村輝煌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應是農村題材文藝創作的神圣使命。

    要理解土地之意義

    只要提及農村題材創作，自然使我們想起上世紀30年代關于鄉土文學的討論。無論以冷峻犀利的筆觸解剖鄉間世界的魯迅，還是“處于弱勢邊緣文化中”，以其“沉靜深遠的生命力量”，用人性的光芒撫摸寧靜村寨、碼頭的沈從文，抑或后來將革命理想融入鄉間政治、經濟、人情世故的敘述和描寫中的孫犁、趙樹理、馬烽、柳青等，甚至包括新時期一大批曾在廣闊天地摸爬滾打過的知青作家，都以無與倫比的才華續寫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鄉土文學這一燦爛華章。只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卻是，這些作者的身份大都是城里人或曾生活在農村后來又離開農村的鄉村知識分子，他們以現代人的思維和眼光，敏銳犀利地發現阻礙鄉村進步的癥結，以一種洞幽燭微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精神反省，為現當代文學史提供常讀常新的精品力作。但也囿于時空的間距、心理的隔膜、情感的疏離，先前的鄉土文學和后來的鄉土文學家們，往往頑強地表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取向，要么毫無保留地禮贊田園牧歌式的故鄉，用以抵抗現代都市的浮華和頹廢，扭曲鄉村社會的文明方向；要么毫無保留地夸大鄉間的惡俗陋習，將延續著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樸素、善良、純真的民間生活一股腦描述為愚昧落后。更有甚者，概念化地圖解當代中國農民形象，將某個時期的強勢符號強加給擁有豐富精神世界和鮮活生活狀態的農民身上，簡單化地描寫農民和土地之間的復雜關系，要么毫無眷戀地離土離鄉，要么柔腸百結地匍匐在一畝三分地上。其實農民對于土地的感情相當復雜，特別是聯產承包之后，圍繞土地的歸屬、使用、流轉，農村的人際關系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寫出了、寫透了農民和土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微妙關系，便寫出了、寫透了當代中國農民的心靈世界。縱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當代中國農村是那樣豐富多彩，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也將永遠是文學藝術樂此不疲生動表現的主題之一。我們有理由深信不疑，當代中國的青山綠水豐腴土地定能哺育出傳之久遠的文藝精品。

新時期農村題材電影的價值選擇

丁亞平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重農之國。在鄉村生活、農村經濟、農業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不難找尋政治、社會、道德和文化變遷的歷史軌跡。在當代社會發展與時代生活中，農村、農民，特別是農業發展與變革諸種問題，已經越來越多地被放到了社會發展的中心位置，許多思維方法、解決辦法，需要從寬闊、深遠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線索與答案。

    在中國電影史上，觀影人次最多的，就是農村題材電影。這就是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喜盈門》。影片當年觀影人次達到５．７億，這差不多是現在商業大片的10倍，創下了迄至現在的中國電影觀影人數最多的紀錄。作品將鏡頭對準一個四世同堂的農村之家內部，圍繞著中國人最熟悉的養老的話題和婆媳矛盾，一舉獲得當年的票房冠軍。導演趙煥章回憶說，影片在上海放映時，觀眾的笑聲在四五十次；到了濟南，笑聲是七八十次；再到煙臺，笑聲達到一百多次；到了縣城平度，笑聲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農村，笑聲是一百七八十次了。

    第二個階段是，上個世紀末到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個階段的特點，一是在總體上不如８０年代那么繁榮，能夠引起人們重視的，主要有《男婦女主任》（１９９９）、《喜臨門》（２００８，表現科技興農的故事）。二是出現多樣化的創作態勢。一類是以現實主義態度觀察與表現農村現實生活，像表現現代化進程中人與人關系的變革的《被告山杠爺》，以及影片《天狗》、《望山》、《馬背上的法庭》等。第二類是倫理片，像《喜蓮》，《九香》、《暖春》等優秀影片，在倫理教化內容和觀眾接受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平衡點。第三類是散文化的文化性的影片。像《那山那人那狗》，在轉變類型上作了新的拓展。第四類是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如《花腰新娘》、《季風中的馬》、《香巴拉信使》、《吐魯番情歌》，輕松明快，富有層次。第五類是農民工題材的影片。如《紅色康拜因》、《泥鰍也是魚》、《留守兒童》，表現流動務工現象及其對傳統的生活態度和社會價值觀的沖擊，煥發出了新意，頗受好評。

    倘若采用歷史的社會的方法，我們可以重新觀察、研究農村電影觀照現實的敘事策略。農村題材影片在８０年代喜劇類型居多，觀眾反響熱烈，這可以稱之為一種“熱鬧型的銀幕美學”。故事的完整性、曲折的情節，在農村觀眾中得到了認可。但是，需要看到，在９０年代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中，卻展呈了一種與此完全不同的獨特的紀實風格。到了《一個都不能少》影片沒有采用任何一位職業演員，甚至那些非職業演員均以自己生活中的名字在銀幕上出現。紀實成為一種風格元素，散文化的敘事變得結實而有張力。當然，近年農村題材電影對現實的表現與思考的進程并未停止。戚健導演的《天狗》和曹保平導演的《光榮的憤怒》，在鄉村現實的批判性上顯示出了近期中國電影中罕見的勇氣和力度，這是非常可喜的。

    我們歷來有關注現實、注意現實表現的傳統，生活本來就比我們更現實、更理性，也更聰明，更具有時代性，所以，表現生活，表現歷史、時代生活與現實中的生活，往往就受到特別的重視。但是，以表現現實為己任的農村題材影片的創作與生產，背后推動的意義，在于具體環境下服務于建立、支撐和復制包含權力系統的社會關系的一種方式，也就是具有意識形態所涉及的象征與價值內容。然而，和現實的距離感造成的非真實性，始終制約著電影真實表現現實的力度，至于批判現實，反思現實，更是無從談起。我們看到，有的影片，是由上而下，不是由下而上，粗看起來很簡單，像是只是強調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化表現，但在它的背后，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是不是缺少了一種關注“三農”問題的底層意識，缺少了電影藝術家的真誠與良知的貫注。表現故事與人物情感關系，一旦被壓縮以至抽去了人性的豐富與真實的多面性，就會給人虛假與蒼白的感受。

    農村生活是活的歷史。生活本身，包括農業文化基礎、農村生活以及農民所思所想本身，比我們所創作出來的東西要更復雜，更加出乎人們的意料。在歷史與現實、現實與希望之間，呈現更為豐富多采的畫面和樸質、新穎的探索，才能夠打動觀眾，獲取新的多元化的藝術表現的可能性。

    農村題材的豐富性、可開拓性，值得重視。農村題材的文化層面上的平淺甚至幼稚化傾向，要注意克服。２００７年攝制完成的《香巴拉信使》所取得的成功，給人啟示。它是根據山鄉郵遞員的真實事跡創作的，但拍得非常聰明、幽默，一點兒也不概念化。而且音樂非常好聽，故事、矛盾、時間地點非常集中，寫的是鄉郵員到少數民族聚居的大山中送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故事，生動感人。這個人物一路走過來的風塵足跡，使平凡的事情中隱匿著許多的不平凡。應該說，真實的大歷史、大時代，就是由這樣的懷抱理想與信念的平凡、普通的人構成的。

    ２００１年中國加入ＷＴＯ后中國電影迎來新的轉折點。商業大片伴隨電影產業化的發展進入了主流疆場。大片時代下的農村電影及農村題材的電影要想發展，需要研究市場、擴大影響、提升整體制作水準、探索全新的發行方式，這是當務之急。目前農村題材電影普遍影響不大，農村電影市場表現不是十分理想，原因很多。從產業方面看，目前農村題材電影缺乏直面市場的產業身份和信心，缺乏健全的產業循環機制。從藝術表現方面看，本土特色還不夠鮮明，在創作生產中往往放不開手腳，很難認真、有效地去研究觀眾的需求，特別是農村觀眾的口味偏好。這些長期形成的問題，都需要認真思考，積極解決。

    蔡楚生在１９３４年關于《漁光曲》的文章中講：“（電影）就其意識的傾向論都是正確的或者接近正確的，但是為什么不能收到完美的效果呢？為了使觀眾容易接受作者的意見起見，在正確的意識外面，不得不包上一層糖衣，以使觀眾感到興趣而容易接受。”蔡楚生所謂糖衣，指的就是電影的商業元素的運用，包括戲劇沖突的激烈、沖突解決的巧妙、表演的生動、音樂的感人等內容。農村電影，不能少了這樣一種糖衣，這樣一種影片的吸引力，一種新鮮的愉悅享受。

    中國早期電影的拓荒者鄭正秋曾說，中國的電影“實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應該替大多數人打算”。這個“大多數人”，在現在就是表現農民、為農民服務，就是“心里要裝著八億農民”。有關農村，關系到中國社會最本質的東西，中國電影在未來同樣需要有必要的擔當。

改革開放30年農村題材電影變遷分析

周星

    毫無疑問，３０年前的改革開放對于中國電影藝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農村題材電影創作興盛也給予了極大地促進作用。中國農村電影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蓬勃，也在改革持續進展中遭遇適應性危機，研討３０年農村電影進程，對于農村題材電影創作的新生面發展具有更為重要的價值。

    觀念形態上的的思辨

    在社會層面上，改革開放給中國農村帶來了巨大變化，而在文化層面上，也與中國農村電影帶來的深刻性表現成果同步，這顯示了改革的積極意義。但也有更為復雜的走向：隨著后續的農村改革開放的深入，帶來了農村電影遭遇一時難以適應需要進一步發展的難題，二者反向性被突出，雙方形成反差的現象，為尋找新的改革之路提出了研究的迫切命題。

    所以，農村電影在多個層面都具有認識和探究價值：第一，具備佐證改革開放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性價值評價的意義，和探究如何進一步協調變革帶來的復雜性，農村電影成為交纏社會評價的典型的藝術對象。第二，同時，農村電影如此緊密的切近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時，文化需要應對得失的陣痛。農村電影現狀問題和發展協調前景所牽連的要素，可以作為文化到底需要什么來推動的案例。顯然，對待農村電影正如對于藝術電影一樣，不能簡單依循市場原則而缺乏政府必要的非市場調控，如何處理改革大勢而具有長遠眼光，是切近現實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三，農村電影的深入發展的可能和對于現存問題的破解，也還是新經濟背景下文化如何發展研究值得關注的聚焦點。

    ３０年農村電影景觀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背景下的中國農村電影不僅有過豐盛美麗的景觀，而且甚至是深刻揭示社會變遷、深入表現農村生活面貌、伸展藝術表現天地的重要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最初十余年，中國電影的成績都離不開農村題材創作，這也從而證明一個確認的命題：藝術應當關懷廣闊農村這一中國社會不能忽略的重要對象，“三農”問題是中國長期關注的對象，認識了農村也才能本質上認識中國，在重要時期，認識農村電影也才能看清中國電影的文化傳統和道德價值體現。在第二個十年至今，盡管農村電影已經顯得星星點點，但其中也依然有一些時代標志的出色之作。

    其實，粗略列舉以下影片就足以說明改革開放背景下的中國農村電影的時代價值：《喜盈門》、《咱們的牛百歲》、《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牧馬人》、《芙蓉鎮》、《紅高粱》、《黃土地》、《鄉音》、《野山》、《邊城》、《人生》、《老井》、《秋菊打官司》、《喜蓮》、《九香》、《一個也不能少》、《雜嘴子》、《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香魂女》、《二嫫》、《老人與狗》、《被告山杠爺》、《那山那人那狗》、《背起爸爸上學》、《２５個孩子一個爹》、《花腰新娘》、《香巴拉信使》、《天狗》、《光榮的憤怒》、《天山雪》等等。數十部不同階段出色的中國農村題材電影，成為中國電影深刻的思想性和藝術豐富的表現性結合的經典創作。中國電影的深刻性很大程度上和鄉村世界的表現息息相關，而大片的轟轟烈烈之后難以被長久精神記憶留存，某種程度上正是缺乏本土生活積淀沉積的結果。我們必須強調：鄉村表現的厚重本來是藝術長存人間的重要因素。

    于是可以說，農村題材電影創作的興旺是中國電影全面興旺的一種標志。而其失落的后面，也折射著轉型期帶來的嚴肅的問題。

    不妨進一步論說：農村題材電影經歷了一個事實上從攀升高峰到漸次衰退，到需要鼓勁再上臺階的不同階段。這也是提醒我們再上文藝重要位置的鄉村電影創作其實具有的潛在空間。

    現實發展中的農村題材創作

    農村題材電影也經歷了由自然承載傳統社會豐厚內涵，到浮光掠影躲閃現實而失去承載豐厚可能的轉變之中，這里所折射的歷史和現實變遷的影響，都值得深入探討。而現實主義精神在農村題材電影創作中迫切需要強化的問題，無疑是核心所在。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透視農村題材電影生存境地：

    在藝術表現角度看農村題材電影，其藝術表現經歷了旺盛——減退——削弱的漸變發展態勢。８０年代農村電影的興旺，幾乎就是那時中國電影令人驕傲的創作的縮影。無論是牽涉鄉村背景的創作典型如《紅高粱》等，還是典型農村題材創作如《鄉音》、《老井》，無論是歷史鄉村背景的電影創作如《黃土地》等，還是現實農村影像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野山》、《人生》等，都匯聚著精神思索的價值，并且常常引起全國觀眾熱烈研討。這里，藝術表現的出色創造無疑是核心所在。

    同樣就藝術表現而言，近年農村題材創作令人不安，幾乎難以找到比較出色的農村題材創作，姑不論市場變化影響的因素，在藝術上的影響減弱應該是重要原因。在越來越強大的都市文化影像創作壓迫下，農村電影藝術的薄弱化傾向不可忽視。

    就市場表現而言，農村電影經歷了紅火——衰退——漸起機遇的發展線索，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是農村電影的興旺期，《喜盈門》作為代表達到鼎盛狀態，取得中國電影放映當年觀眾達５．７億人次創下觀影人次最多的紀錄。

    但到了９０年代，市場狀況變化后，情勢也發生了轉變：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連續三年農村題材電影生產都只有七八部規模，而到１９９７年，農村題材電影更少到只有四五部。１９９９年以后，隨著電視電影這一新的媒介與藝術形式的興起，平均每年生產的農村題材影片（包括電視電影）大約有２０多部。然而，這些影片更多只是通過電視媒介現身，多數都難以進入影院放映。

    可見，農村電影市場放映處在滑坡狀態。

    當然，機遇就在眼前：有多少努力就可能有多少收益，由山西電影制片廠出品的《暖春》共投資２００萬元，通過努力開拓市場（主要是電影二級市場），獲得了２０００萬元票房。從２００５年起，國家開始積極探索“數字化放映、院線制改革、企業化經營、公益性服務、信息化管理”相結合的農村電影發展新模式。２００７年，國務院將一村一月一場的公益放映目標，納入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總體布局。

    在大眾眼里，農村電影的有無似乎已經并不重要，都市文化的泛濫導致鄉村圖景要不淹沒在后、要不乏味膚淺。農村電影遭遇到現實世事遷變中的整體變化，也再一次遭遇到電影與市場如何協調、文化在變革中如何發展、農村電影體制如何救世、如何鞏固深入農村電影改革等難題。

    需要首先強調，農村電影的首要觀賞群應該在鄉村，但鄉村觀眾市場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隨著青壯年陸續走入城市打工，鄉村孩子、老人、中老年婦女成為駐守主力，電影作為年輕人的藝術觀賞對象卻越來越失去鄉村年輕觀眾，自然受眾的要求會發生變化。此外，設施陳舊、適合農民口味的影片少、收費難、管理體制不順等都是制約因素。

    我們需要克服困難重新開始農村題材創作的實踐，由此，觀念上的思考理應先行：

    電影市場轉型使得新形勢下的農村題材創作需要有一定的適應時間，而“三農”問題的迫切并沒有在電影藝術表現上實現文化落腳，啟示我們應該加速改變創作弱智狀態。對于都市文化影響左右著整體票房經濟走向而影響農村題材創作，既應該正視，也可以找到積極應對之策。在大片壟斷對于農村小制作影響的現實問題面前，農村電影的自我生存空間需要開拓。在改變農村三級市場的建設滯后狀況中，數字化實施應該是明智之舉，短期措施和長期支持應該并重。

扎根鄉土 創新思維——吉林電視劇創作經驗談

畢述林

    近年來，吉林省創作生產的電視劇，特別是農村現實題材的電視劇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和喜愛，同時也得到了業內專家和有關領導的肯定和好評。我們創作生產的《希望的田野》、《美麗的田野》、《圣水湖畔》、《都市外鄉人》、《插樹嶺》和《靜靜的白樺林》等一大批農村現實題材電視劇精品劇目相繼熱播央視熒屏，引起業內外的高度關注，被稱譽為“吉林電視劇現象”。吉林農村電視劇創作生產走到今天，如果說還算取得了一點成績的話，我想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方面：

    領導重視 媒體支持

    農村題材電視劇在電視劇創作生產領域中并不搶手。為什么農村題材電視劇精品不斷涌現？除了它擁有廣大的農民觀眾的關注外，那就是領導重視、媒體支持。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村工作，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大力提倡創作生產農村題材電視劇，對農村現實題材電視劇創作有要求、有部署。吉林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傳部高度重視電視劇生產。一是給政策，省委宣傳部研究制定了《吉林省重點文化產業實施意見》，組織起草包括電視劇生產在內的文藝創作獎勵、扶持辦法，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二是重獎勵，省里連續舉辦了８屆全省最高文藝獎——長白山文藝獎評獎活動，都對優秀電視劇給予表彰獎勵。三是關心重視人才，全省各級黨委、政府都把電視劇人才視為“香餑餑”，給獎勵、給榮譽。如我省的著名編劇馮延飛獲得了從國家到省級所能給予文化工作者的諸多榮譽，省有關部門還頒發給他“技術革新能手”的光榮稱號。在媒體支持方面，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的國家媒體在黃金時段上都給農村劇很大的空間，每年都在一套、八套播出一定數量的農村劇。可以說，沒有媒體為農村題材電視劇提供播出、展示的平臺，農村題材電視劇就不會有很好的發展。媒體支持是政策支持，政策支持也是市場支持。當然前提是我們必須創作出精品，而且要接受觀眾的檢驗。

    超越自我 求變求新

    吉林的農村電視劇創作深深地扎根在東北文化的深厚沃土中，洋溢著濃濃的家鄉情、故土情和火爆、詼諧的東北風情。這是我們的傳統，也是我們的風格。但是生活在繼續、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化，吉林農村題材電視劇如何能做到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真實、生動地記錄東北大地上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農村生活的變遷和農民兄弟的喜怒哀樂，出路只有一個，就是超越、求新求變。我們堅持做到了兩條，認真學習別人創作農村電視劇的經驗，吸取營養，當好學生。發揮我們的優勢，不斷超越自我，向農村火熱的生活要素材、要故事。只要有不斷發展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實踐，就有源源不斷的創作源泉。我們要求作者，即使你已經有了很豐厚的農村生活，在創作新劇的時候還必須在新的視點、新的故事上體驗生活。編劇馮延飛說：“你不能寫想象中的農民，你必須寫農民的想象”；他每寫一部新劇都要體驗生活半年以上。何慶魁說：“我是農民出身，我的根在農村，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要回農村住一住，給我的根澆點水。”今年在央視１套播出的農村題材電視劇《靜靜的白樺林》和明年將在央視播出的《永遠的田野》兩部劇就在超越自我、求新求變上下了很多力氣。應該說這兩部劇，無論在主題開掘、人物塑造、藝術追求等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往、超越了自己。《靜靜的白樺林》以過去農村戲少有的唯美、清新的畫面和視覺效果展現人的心靈之美，同時在劇情展開的過程中以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去關注農村的大病統籌和醫療改革等重大問題；《永遠的田野》脫離了原有農村戲糾纏于家長里短、說說鬧鬧，把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主題緊密地融于作品，以恢宏的氣勢展現了農民與土地、生態、環境的沖突與和諧。實踐證明，只要農村題材電視劇貼近生活、引領生活，不斷創新、不懈追求，就會擁有大批觀眾、吸引觀眾，就會取得較高的收視率，也就會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農村題材電視劇制作生產大有可為。

    資源整合 體制創新

    “吉林電視劇現象”在國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吉林農村題材電視劇在業界有了相當的知名度。怎樣在原有的基礎和優勢上繼續發展，變“現象”為品牌，把電視劇制作化為產業是我們一直思考的課題。基于這樣的考慮，２００６年初，省廣電局集中整合全省影視劇優勢資源，適時組建了吉林省影視劇制作集團。集團成立以來全面實施“開拓式整合、開放式經營和全方位推進”的工作戰略，建設起了基礎核心層，吸納了全省業內知名的電視劇制片人才；聘任了若干國內廣有影響的、居于影視劇產業一線的專家、導演、演員等為藝術顧問。我們還與深廣傳媒、北京華晟泰通、北京時代先鋒影藝等建立“四方影視制作聯合體”，多次開展合作投資拍攝項目；我們與中國傳媒大學等高校、學術團體、咨詢機構建立穩定聯系，建設集團發展、運營的“外腦”和智囊團。

    農村電視劇創作是我們的強項、是“規定動作”，怎樣讓強項更強，讓“規定動作”有所創新，同時編創出更多的“創新動作”，是市場給吉林影視劇集團帶來的新課題。

    堅持電視劇題材多樣化，是實施品牌升級戰略，引導、帶動吉林電視劇品牌建設的必由之路。２００７年我們制作生產的《交通警察》在央視一套播出，引起很好的反響。我們參與拍攝的《大過年》等為我們進行題材多樣化的探索趟出了路子。

農村題材小說30年

牛玉秋

    農村題材小說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具有深厚基礎和優良傳統的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農村題材小說和中國當代文學一樣，不僅經歷了社會生活巨大變遷所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沖擊，而且經受了西方文學流派和觀念涌入、影視媒體以及網絡文學飛速成長壯大的挑戰。農村題材小說正是在多種因素的擠壓下，不斷吸納各種有益營養自我調整，使自己在內容的廣闊性和形式的豐富性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以往7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中，共有８部農村題材的作品獲獎。這些獲獎作品從兩條脈絡體現出農村題材小說的發展與成就。一條是對現實生活的及時跟進。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是從小崗村的包產到戶開始的。３０年間中國鄉土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為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鮮活的創作素材。從《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到《平凡的世界》再到《秦腔》、《湖光山色》，真切體現了鄉土中國３０年間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從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維方式，從經濟基礎到文化觀念全方位的深刻變革。即使是后來廣受詬病的《騷動之秋》，在當時也是以對現實農村生活的及時關注而取勝。另一條則是對鄉土中國文化的發掘與發現。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農業經濟基礎的國家，鄉土文化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極其深廣的影響。鄉土文化甚至就是中國文化的代名詞。《黃河東流去》已經開始有了從家庭細胞剖析中華民族強大生命力的文化意識，《白鹿原》則以其對宗族歷史文化變遷的豐富展現成為史詩般的作品。除了以上獲獎作品以外，《古船》、《繾綣與決絕》、《日光流年》等也都是農村題材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

    30年間，中短篇小說以其體裁的優勢在各種文學潮流中首當其沖，農村題材小說也不例外。《李順大造屋》、陳奐生系列反思的深刻，《小鮑莊》、《遠村》、《老井》以及“厚土”系列在“尋根文學”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形式實驗中也有《爸爸爸》、《透明的紅蘿卜》以及呂新的一系列作品。現實主義沖擊波以后，以何申、關仁山、劉醒龍為代表，形成了鄉土小說發展的又一個高潮，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中篇小說的席位更是全部被鄉土小說囊括。到90年代末期，農村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創作已經完成了對社會主題、人生主題、文化主題、心理主題以及理想主義主題的全面涵蓋，呈現出豐富多彩、搖曳多姿的態勢。近年來，陳應松、楊少衡、胡學文、孫惠芬等又以他們的創作為農村題材小說增添了新鮮的色彩和風情。農村題材小說正不斷地用新人新作展示著它無窮的活力和無盡的潛力。

    當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也正面臨著新的挑戰。第一個挑戰來自作家隊伍。農村題材小說的成就是以其作家隊伍的成長為基礎的。３０年間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成長起了一批新的鄉土小說作家。劉醒龍、劉玉堂、關仁山、孫惠芬等新一代鄉土小說作家大都出生在農村，長期生活在農村，同農村有著天然密切的關系，對于農民和農村而言，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他們是以農民的兒子、甚至就是農民的身份進入小說創作的。因此，他們對農村生活的關注既不是自外而內的，更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息息相通、血肉相連的平視。這就使得他們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既不同于解放后17年趙樹理、柳青等以教育農民為主旨的一代作家，也不同于新時期初期的知青作家。他們對于鄉土和農民，知之既深，愛之也深，痛之更切。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批作家大多都已經進城10年了。而這10年中國農村的變化更加深入和深刻，農村的城市化進程、農民工進城兩大社會潮流空前地改變著中國的農村和農民。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生存方式的物質基礎，農民工進城又處于進不去、回不來的兩難文化困境。生活現實正在不斷地提供著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經驗。盡管這批作家在藝術上逐步臻于成熟，但他們對于農村生活的現在進行時卻不能像先前那樣有著真切鮮活的體驗了。而一些擁有新鮮生活經驗的作家又由于藝術上的不成熟而難于把他們的經驗表達出來。生活經驗與藝術經驗的老矛盾再一次成為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新問題。

    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又一個挑戰來自影視。影視正以其強大的媒體優勢不斷擠壓著小說寫作。如今很難要求小說作家不期望自己的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其中當然也包括農村題材小說作品。但是，影視敘述和小說敘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敘述，影視的鏡頭語言和小說的敘述語言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目前，以電視劇為目標的小說寫作已經極大地傷害了小說敘述的純潔性和表現力。語言的表現力是小說存在的基本理由，是影視永遠無法最終取代小說的最后屏障，這是每一個小說作家必須具備的清醒意識，否則，小說的消亡就不會是危言聳聽了。

農村是文藝創作永遠的母題

李樹聲

    農村是中國版圖的底色，是文藝創作永遠的母題。在我們這樣一個農業傳統深厚的國度，古往今來，農村與農民都是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30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便由農村踏出第一步。農村、農業、農民，以其樸實的情感和寬廣的胸懷，哺育著中國的現代化追求。對于農村現代化之路的不倦思索，對于農民命運變遷的深情關注，對于農業發展變化的拳拳期待，也成為現當代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不舍的情結。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億萬農民兄弟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牽動著當代中國文藝家的情感關注，激發著藝術家的創作才情。偉大的時代造就了優秀的作品，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為廣大文藝工作者提供了創作動力，日新月異的新農村建設為廣大文藝工作者提供了創作源泉，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堅持黨的文藝方針，關注農村建設，關心農民兄弟命運，自覺投身為農業體制改革吶喊的創作實踐。30年來，農村題材文藝創作隊伍人才輩出，農村題材文藝佳作異彩紛呈，在全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些作品以深邃敏銳的思想穿透力，昂揚向上的精神感召力，多姿多彩的藝術感染力，再現了30年改革大潮中農村建設的歷史進程，反映了中國農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塑造了眾多真實感人的藝術形象。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來，眾多農村題材文藝作品所呈現的，就是一部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史，就是一曲中國農民苦樂悲喜的交響，就是改革大時代的號角和記憶。而藝術家們之所以能創作出農民群眾喜愛、城市觀眾歡迎的優秀作品，就是因為他們堅持“三貼近”原則，把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有機結合，真正體察農民情感、反映農民意愿、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他們通過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通過一部部農村題材文藝佳作，完成了宣傳國家方針政策、普及科學文化知識、進行思想道德教育、豐富農村精神文化生活、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使命。

    30年來，農村題材的文藝理論評論也取得了長足進步，為農村題材文藝創作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進入新世紀，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商業大潮對農村題材文藝創作有了一定沖擊。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文藝創作怎樣更加密切地關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進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新農村變遷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如何真正深入生活，以真摯的情感關注農業、關心農村、關愛農民；如何正確把握與反映農民的精神本質，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如何到生活中、到民間文化寶庫中汲取藝術資源，創作出具有中國氣派、為廣大群眾歡迎的優秀作品，都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總結的問題。這就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從農村題材文藝創作的豐厚傳統中總結經驗，為農村題材文藝作品的推陳出新提供正確的理論引導與指向。

    東北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和糧食產區，吉林又是我國的文化大省，從這片黑土地上曾走出了眾多文壇名人。建國后，著名的長春電影制片廠成為我國電影事業的搖籃，締造了眾多我們耳熟能詳的銀幕經典。吉林的文藝創作不僅有著輝煌的過去，更有著奪目的現在和璀璨的未來。長期以來，吉林省委省政府認真貫徹中央文藝工作方針，高度重視、大力推動文藝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改革與發展。連續18年成功舉辦的長春電影節，堪稱長春乃至整個東北地區的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一部部優秀的農村題材電視劇以濃郁的地方特色、飽滿的人物性格、豪放的文化情懷，在全國熒屏上刮起了強勁的“東北風”，憑借豐盈的思想內涵，清新的藝術格調，一掃宮廷戲的奢靡之風、言情戲的淺俗之氣。可以說，吉林已經成為我國農村題材文藝創作尤其是電視劇創作的排頭兵。所以，我們把這次論壇放到了熒屏“東北風”的發源地，并給這次論壇定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和“農村題材文藝創作”兩個關鍵詞，就是希望專家們總結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農村題材文藝創作的成就與經驗，分析問題，面向未來，面向“三農”，深入研討如何更好地推動農村題材文藝創作，有利于廣大藝術家更好地服務于農業、農村、農民。

    30年前，農村這片廣闊天地是改革開放的活水源頭，30年后的今天，這片希望的田野又成為繼續改革開放揚帆遠航的起點。我們期待通過這次研討會的舉行，能總結一些當前農村題材文藝創作規律性的東西，為推動農村題材文藝創作的新發展，為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出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