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中央有關部門發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文藝批評的意見。我想，這絕不是決策者的空穴來風。我們必須看到，近年來文藝界吹捧之風盛行，動輒冠以“大師”、“經典”的稱號幾乎已成為時尚。毫無疑問，改革開放30年，思想的解放，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的調動了文藝工作者創作的活力，各種高科技的手段使很多想像成為現實。但是，我們在梳理近些年文藝發展的過程，特別是審視最近十幾年的文藝發展時，確實看到一些不足，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文藝批評的整體缺席。
當然，我在這里所說的文藝批評的整體缺席是指宏觀方面，在具體的藝術門類當中也還不乏有識之士，他們尊重藝術規律，恪守道德良知，以自己微薄的力量維護著藝術的公平。在當下這個為數不多的人群里，資華筠的名字當不可或缺。熟悉中國舞蹈的人大都知道，資華筠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舞蹈家，其首演的《飛天》、《孔雀舞》等被確認為“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上世紀80年代中期，她告別舞臺，直面講壇，開始了由職業舞人向舞蹈理論研究的轉型。在近20年時間里，她先后出版了《舞蹈生態學導論》、《舞藝舞理》、《中國舞蹈》、《舞蹈美育原理與教程》等多部舞蹈理論專著，同時出版了散文、隨筆集《學而年輕》、《人世婆娑》、《過電影》等，總計約２５０萬字。應該說，資華筠一改人們對舞蹈界重藝輕理的偏見。
我和資華筠的交往已有十余年，主要是作者和編者的關系。不論在我所負責的報紙副刊，還是主編的文化刊物，每次策劃選題，首先想到的就是請她寫。換句話說，我欣賞她的文風，語言通俗，邏輯清楚，觀點鮮明。
我所以寫這些，絕不是套話。因為我要向讀者介紹資華筠最新出版的文藝理論專著《舞思》一書。這本書按評論、論文、人物追思和文化觀察與思考四輯分類，主要收錄了作者近十年的文章，其中有一半我都讀過，還有幾篇是直接經我手編輯發表的。作者將書名定為《舞思》，顧名思義，就是關于舞蹈的思索與思考。對于舞蹈，我一直是門外漢，雖然跟資華筠這樣的舞蹈名家多有交往，但始終不得其中之要領。不過，讀資華筠的文章不必心存顧慮，她的文章不論涉及什么高深的理論，她總會以通俗的文字表達清楚。這點非常有別于學院文章。就個人愛好而言，我尤其喜愛作者的批評性文章。
關于舞蹈批評和文藝批評，作者在本書中多有闡釋，可用精辟二字形容。對于舞蹈批評，她認為不必把其看得多神秘，是人人皆可為的。但是，如果把其作為職業化的行當，就要考慮其特定的功能和規律。“作為職業舞評人，應當擔當起對舞蹈創作（作品）進行科學的價值判斷、對創作思潮進行輿情分析的任務。面對公眾，則應當擔負起社會審美消費的引領作用，促進舞蹈美育的普及和健康發展”。而要做到這些，就要堅持“三真”精神：對作品的真實感受、心口如一的真誠表述及對藝術真諦的求索揭示。在本書中，作者收錄的一些在不同時期為各種舞目所寫的評論中，大都秉承了這種精神。譬如近年頗受各界青睞的《云南映像》，作者在觀后理直氣壯的給予充分肯定——“我們應該感謝楊麗萍以藝術家的文化自覺及其作品本身的藝術魅力，對當今舞壇以‘創新’、‘求生存’為名，實則淡化、丑化、變異民族舞蹈屬性的那股不大（無真正生命力）、不小（鼓噪已久）之風，起到了健康的引導作用——示以出路。它再一次證明了文化主流隊伍所承擔的民族舞加工、創新任務，絕非向‘歌舞廳式’的感官刺激靠攏（那僅只是娛樂性消費的一種）；更不能以媚俗（廉價展示‘色相’）去爭取市場。”鑒于我們的藝術生產往往有跟風的習慣，作者明確的提出“藝術的靈魂在于創造，藝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于‘獨一無二’，《云南映像》絕不是唯一模式——切莫爭相復制。”同時，還由此對原生態藝術進行深刻的闡釋，指出“《云南映像》顯然是藝術家創作的舞臺藝術品，凝聚了藝術家的個性化創造和相當程度的舞臺包裝，而非民間藝術的‘土坯’。如果盲目的打出原生態之品牌，既低估了《云南映像》的藝術創造力，更會混淆‘文化源頭’的概念。”再譬如針對１９９７年某文化名人公開提出的“中國舞‘大都是皮相敷衍’”、“（只有）與西方現代藝術接通了血脈，才能直逼生命的本質”。作者理性的闡釋道：置身于知識經濟和網絡時代，異域文化之間的沖撞和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確實日益快捷，這當然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相互借鑒。但卻不意味人類文明的發展會順應趨同化的走勢，更不應把新形勢下不同文化的“交會”現象，誤認為世界文化具有“大一統”的合理趨勢。在日益變“小”的世界里，人們更渴望保護各自的精神領域——民族文化差異性，它不是任何個人意志的產物，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類創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結果。對于文藝批評，她更是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有的甚至是直接寫入了她的政協提案。給我印象深刻的有：“雖然是主旋律——”、“文藝評獎機制有瑕”、“遏制大型綜藝晚會過多、過濫”等，特別是那篇在文藝界產生較大影響的《反思文藝批評之七戒》一文，至今發人深省。想想那些怪味的文風吧：一膩、二套、三泛、四澀、五諱、六花、七霸——如今仍在盛行，我以為這該不是資華筠個人的悲哀與無奈吧。
即使如此，我們也應該清醒的看到，在“研討公關化，評論廣告化”的語境中，像資華筠這樣的一些文藝批評工作者畢竟以自己的獨立人格和精神操守昂首于時代的潮頭，盡管顯得有些“孤獨”，但仍不失英雄本色。有時，面對他們那些擲地有聲的文章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個批評家，他們的底氣何來？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性格使然。我固然不排除這種說法，但我更相信這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對藝術自身尊重的選擇。很難想象，一個不熱愛藝術、缺乏對藝術獻身精神的人，會對藝術有最后的發言權。對此，資華筠曾引用白求恩的話加以闡釋——“黨性是才能的搖籃”，即“懷有崇高信念的摯愛，是滋育才能的搖籃”。在此基礎上，還必須具有深厚的文藝理論修養、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嚴謹的科學態度、獨立良好的人格操守、堅定的人生信念、對創作動態的密切關注與把握以及對文字的熟練駕馭能力。否則，就會人云亦云，墻頭草隨風倒，不但成不了批評家，反而成了金錢和權力御用的工具。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對本書中另外幾輯中的“論文”、“人物追思”和“文化觀察與思考”中的許多篇什，我也是十分偏愛的，如“和外國朋友談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感念李少春先生”、“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制的緊迫性舉措”等等，從中閱讀后就大致可以真正認識和發現資華筠完整的藝術和人生軌跡。生命之旅，乃藝術之旅。藝術之旅，又何嘗不是人生之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