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以前，我是晉察冀解放區部隊里的一個文藝工作者，主要從事戲劇編演工作。八年抗戰及此后的解放戰爭時期，活動于冀中、山西一帶并親歷了土地改革運動。參加第一次文代會，我是部隊代表團的成員之一，那年我２８歲。60年過去了，當時事、當時心情至今不能忘懷。

    １９４９年５月，第一次文代會進入籌備階段。當時新中國尚未成立，許多戰友正奮戰于中南和西南地區，不過國統區的文藝界名流已經陸續北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是從香港乘海輪轉道大連而來，而另一部分人則在南京、上海解放后直接進京。

    一路風塵，來到北京，我們分散住在前門外的小旅館、小客棧，當時那里是北京的娛樂和商業中心，離老北京站很近，京城氣象咸備眼前。

    我曾認真學習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矛盾論》《實踐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人的修養》，朱老總的《論解放軍戰場》等黨內領袖的重要理論著作，且比較熟悉國統區作家的文學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心里充滿對黨內外領袖、前輩的景仰之情，而第一次文代會為我提供了一睹他們風采的機會。會場里群賢畢至，我睜大眼睛，尋覓著心中的偶像，“哦，這是主席，這是周副主席，那是茅盾，那又是周揚……”彼時的激動心情，可想而知。

    此外，我也見到了其他解放區文藝界的同志。需知，在戰爭年代，各解放區處分割之勢，關于各區的文藝工作，彼此知之甚少，甚至不知。譬如我身處晉察冀解放區，就不太了解山東地區有多少劇社和戲劇作品，作為八路軍，我也不知南方新四軍的文藝動向。人稱第一次文代會是中國文藝界的一次會師，這不單是解放區文藝界與國統區文藝界的欣然晤面，也是各解放區文藝界的親切團聚。

    大會召開期間，各地同志都帶來了自己的戲劇作品，令我印象深刻的有東北解放區陳其通同志的《炮彈是怎么造成的》、李之華同志的《反翻把斗爭》及戰斗文工團（由一野、二野、三野部分同志合編而成）的歌劇《劉胡蘭》等。過去，延安的秧歌戲《兄妹開荒》《夫妻識字》也曾流傳到敵后，而那次西北同志帶來的劇作也同樣精彩。南方代表團演出不多，我尚記得陳白塵同志的《等因奉此》，至于華北解放區則出演了《不要殺他》《大慶功》等劇，其中有我寫的小戲《喜相逢》。《喜相逢》是出“急就章”式的獨幕劇，目的在于宣傳戰時紀律。當時部隊流動性很大，不可能搭臺演戲，就著廣場，二三人、一條板凳就能演出，該劇參考了一些相聲手法，頗有喜劇色彩。通過這次匯演，我深刻感覺到兄弟解放區的文藝工作開展得如此之好，豐富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同時我也頗覺自己的工作還遠遠做得不夠，我應該向各區文藝同行學習。

    話已及此，不能不提到會前新華書店出版的“人民文藝叢書”，組委會擬予大會代表人手一套。叢書詩歌、戲劇、報告文學等各類作品均有收錄，佳作如林，《喜相逢》忝列其中，這是對我的極大鼓舞。

    第一次文代會確立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領導地位為全國進步文藝工作者的共識，是勢在必然之事。第一次文代會增加了我獻身新中國文藝事業的信念，直至今日耄耋之年，回想起來，猶然激動。

    （江捷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