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國共和談破裂，大批革命文化人往香港疏散。1949年，由于我解放大軍勢如破竹地解放了各大城市，全面勝利在望，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又紛紛回到大陸。那年3月，由馮乃超同志率領文藝界同志二百余人，離開香港乘船赴北平。據說不久即將召開第一次文代會，乃超同志要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我們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翹首期望著大會的召開。

    5月初，作家林林同志來我家，我不在，他留下一張紙條，寫的是“王琦兄，北平來電，邀請你參加文代會，請即去荃麟同志處會商此事。”邵荃麟是香港黨組織文藝界的主要負責人。我去到他家里時，見到除林林同志外，還有司馬文森、洪遒、陳殘云等同志也在座，大家都在談有關文代會的事，他們都是代表，但都由于各種原因不能前往參加這樣的盛會，感到非常遺憾。我也是同樣情況。據統計，在香港的代表中，有37位都不能前往北平參加大會。

    在7月2日（也就是文代會開幕那天）晚上，由荃麟同志召集留港的全體代表，在“恒社”（文化人經常聚會處）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大家在十分熱烈、活躍的氣氛中，暢談對文代會的感想、希望或建議。意見都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希望在這次大會上能制訂出一個有關文藝問題的總綱領，作為今后文藝工作的指針；二是希望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一個綜合性的文藝組織（即中國文聯），以便于統一領導今后的文藝工作。而且許多同志都認為郭沫若、茅盾、周揚是這個組織最恰當的領導人選。會上還決定由在港37位代表聯名向文代會發出賀電，電文如下：

    “北平東總布胡同二十二號歐陽予倩馮乃超轉文代大會。我們以衷心的歡快和至高的敬意，恭賀這一中國文藝史上空前盛會的開幕。我們雖因交通阻滯或工作牽連不能出席，但一致擁護大會團結進步的精神，愿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藝術而努力奮斗！”

    從第二天起，我每天都十分注意報紙上有關文代會的報道，凡是有關文代會的重要報道和文章，我都認真閱讀，有時還與友人一起討論、學習。這時，仿佛自己也就在北平文代會會場上，和那些在座的代表們一起熱血沸騰，共呼吸，共進退。

    我們的希望和估計都實現了，在大會閉幕那天，中國文聯宣告成立，郭沫若當選為主席，茅盾和周揚當選為副主席。司馬文森特約我為三位領導人畫了三張素描像，刊發在他主編的《文藝生活》雜志上。

    那年11月，廣州解放后不久，我和幾位同志護送我們集體創作的題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毛主席巨幅畫像去廣州。在華南文聯，才由文聯的同志把北平文代會送來的代表邀請函、代表出席證、一枚紀念章、一本厚厚的文代會紀念文集、一套“人民文藝叢書”轉交給我。當時我是以十分激動的心情收下這批珍貴的紀念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