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書房的墻上掛著一張大照片，拍攝時間是2001年12月18日。那天清晨，作為山東曲藝界的代表之一，我隨山東文聯代表團出席了全國第七次文代會的開幕式，會前中央領導同志親切接見了與會代表，后來我們家便有了這幅照片。若要在它中間尋找“我”，恐怕要用些功夫：那天合影的人太多，為了讓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的代表離領導同志近一些，我們山東代表團的位置只能排在了“邊遠”，而“我”呢，又恰巧排在了“邊遠”的“遠邊”。我想，山東將我排在“遠邊”一定是出于對我年齡的考慮，盡管那年我已經47歲，但在山東代表團卻仍屬于第一次參加文代會的“小字輩”。其實，能站在“邊遠”便足以讓我驕傲一輩子了，山東代表團的曲藝界代表只有三個人，除了我之外，還有山東評書名家劉延廣和曲藝作家劉心科。他們倆比我年長10多歲，盡管當時都是年屆花甲的“小老頭”，但那天的熱情卻絲毫不低于我們這些年輕些的，都是沒等天亮就梳洗利落了。嘿，我們三人沒商量，穿的卻是顏色相近的筆挺西裝。當時北京室外的溫度已經很冷，但人民大會堂的會見大廳卻熱氣騰騰，這既是空調的作用，更與大家的心情有關。別人如何我沒留意，反正在等待接見的那段時間里，我將脖頸上的領帶一會兒解開，一會兒扎上，反反復復地折騰了好幾回。如此，被接見與合影時的激動亦可想而知。

    在出席會議的時候，大家當然是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只是每逢會間休息便有些“亂套”，追趕那些平日里只能在熒屏與銀幕上見到的文藝名人然后合影，成了會議期間的一種“休閑時尚”。我亦照了好多合影，既有與我們山東老鄉彭麗媛、鞏俐的，亦有和央視主持人趙忠祥、崔永元的……有兩張合影我格外珍視，一張是與師兄、寧夏文聯副主席郭剛，恩師、曲藝名家趙連甲一起照的“全家福”。那晚中央領導同志與文代會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大廳舉行聯歡晚會，演出前趙老師把我們喊到身邊，之后緊緊地攬在懷里……老人知足啊，屈指可數的曲藝界代表中竟有兩個出自他的門下。另外的“唯一”也是文代會期間在人民大會堂拍的，那是我與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的合影，周圍的很多人的眼睛只顧追“星”了，于是便給我提供了與氣定神閑的季先生親密接觸的“機遇”……

    我當然也有許多“錯過”，比方，我們山東曲藝界出席第七次文代會的三個代表竟然錯過了拍一張合影的機會。其實想想，并無甚遺憾，兩位老先生的“影像”已經留在我的心中，且越來越清晰：那次文代會后，兩位劉先生都好像變得年輕了，已年屆古稀的“老爺子”劉延廣在濟南電視臺主持的曲藝式新聞《有么說么》，有聲有色，可圈可點；劉心科先生得了喉癌，手術后康復得非常好，他寫了好多曲藝作品，前不久還出了書。

    2006年11月，作為山東曲藝界的兩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出席了第八次全國文代會。那一年我52歲，另外一名同行代表是比我小13歲的濟南市曲藝團團長慈建國。這次文代會，我依然照了許多合影，而我依然錯過了在文代會為我們倆拍張合影的時機。還好，這位“小字輩”，近年來把濟南市曲藝團管理得非常出色，盡管他不是什么“名流”，但每逢與人說起曲藝，我便不自覺地說出他的名字……

    難忘那些留在心靈深處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