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國小說在新中國的60年中經歷了不平凡的過程，它既想象和表達了自己的時代，從而成為時代的表征，同時也影響了自己的時代的社會發展的進程。小說的創作一方面反映了中國人在民族復興之路上的艱苦探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發展和演變。其復雜性和豐富性都見證和投射了新中國的社會文化的變遷。本文從小說發展的角度切入，嘗試對于新中國小說的發展作一個簡要的分析和描述。

    二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有一系列作品通過對新中國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偉大的英雄的肯定來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和消費的誘惑，以此來克服匱乏所造成的經濟和生活方面的挑戰，能夠以精神的超越性和革命的激情來顯示出社會的認同力量。

    新中國前30年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小說主要以教育和動員社會、建構新的“公民”的身份為其努力的方向。

    在新中國的歷史情勢下，社會在一種物質生活相當匱乏的環境中和相對孤立的國際環境中艱苦奮斗，為中國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初步工業化的基礎和建構了國家的完整的象征系統。因此，社會對于個人的要求一方面是現實中需要將個人的消費壓到最低的限度，將自身的日常生活的節儉變為現實的必然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卻將美好的生活和消費的可能性“延遲”到我們的后來者所生活的未來來實現。這樣，社會通過今天的將全社會的人們“英雄化”來達到一個理想的社會建構的要求，新中國小說的前30年也就奠定了自己的基本的狀態。一方面在內部凝聚社會的共識，讓新的公民得以通過改造和轉變，在新的社會中得以展開自己新的社會認同和身份塑造。這里有一些小說構成了一條蹤跡分明的主線。另一方面，在“冷戰”的環境之下，強調世界局勢的緊張和新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強調以革命的精神克服困難和挑戰。這也反映了當時我們在以集體性的選擇來追求自身的強大的夢想。當然，在小說的實踐中，在消費者和公民之間的平衡也依然是計劃經濟時代小說的結構中難以排除的，雖然革命的激情在追求新的表現形式，卻由于中國的歷史條件的限制而難以實現。革命的理想當然是塑造公民的身份的基礎，但“消費者”的凡人的美好日常生活卻也始終是社會對于未來的承諾。這樣的文化和社會狀況要求小說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服務。新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小說呈現出下述的鮮明的特點。

    首先，革命的歷史的敘述和在革命歷史中的“英雄”的成長是“新中國小說”的關鍵主題。這里革命歷史的敘述，是向全體公民普及革命的歷史，讓公民了解革命的艱難和必然，了解新中國建立的歷史的要求。同時也通過革命中英雄的成長讓人們看到英雄乃是由普通的民眾成長而來的，他們由于自己在壓迫下產生的樸素的階級和民族情感讓他們有了革命的基礎和先決條件，而他們在革命中的鍛煉和學習讓他們成為了英雄。所以在這些以革命歷史和革命英雄的成長為中心的作品，其實是通過培養公眾對于革命和革命英雄的認同達到對于“新中國”的認同。“新中國小說”的許多經典作品就是在戰爭和艱苦的革命斗爭環境下描寫人的成長經驗。如《紅旗譜》《紅巖》《青春之歌》這樣一些作品就是塑造“英雄”成長的歷史和革命的現代歷史相聯系的經典之作。

    其次，則是通過對新中國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偉大的英雄的肯定來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和消費的誘惑，以此來克服匱乏所造成的經濟和生活方面的挑戰，能夠以精神的超越性和革命的激情來顯示出社會的認同力量。在這里，消費者的身份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轉換了為了一種未來的承諾，一種先解放他人之后的必然的歷史的結果。消費者或凡人的美好的日常生活是中國“富強”的理想實現后的必然歸宿，是歷史的目標實現后的事情，而實現歷史的目標則需要在今天的犧牲和承諾，需要今天的英雄行為。因此，公民身份的建構就需要通過和英雄的認同而超越了生活的平淡無奇，每一件小的好事都被賦予了異常重大的意義，“平凡而偉大”的感受，一種在日常生活的平淡經驗之中發現英雄的行為和事跡的堅韌的努力一直是塑造新的公民的需要。在前30年的計劃經濟時代，距離革命戰爭年代越遠，則對于這一方面的敏感就越強烈，這其實也是在“冷戰”的全球格局之下，中國社會的必然的選擇。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有一系列關于當時社會生活中普通人的成長和社會建設的作品都具有這樣的意義。其實如《創業史》《艷陽天》以及諸多工業題材的作品也都有這樣的意義。

    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國面臨著嚴峻的多重挑戰和冷戰的格局所造成的相對封閉環境下進行的新的國家的創造，其小說想象就必須將新的“公民”的塑造和英雄的表現作為自身的中心，因此它就沒有條件和可能，也沒有具體的歷史環境來充分表現“消費者”和“凡人”的方面。雖然它也呈現了新社會生活的進步和發展，但比較起來其表現的程度和深度不充分，一些這方面的表現甚至受到了批判和否定。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小說寫作是以對于“公民”的政治性的動員為中心，以社會建設和反抗既成的世界秩序為目標的。它所致力的是國家的象征性的建構和國家的新的精神的構造。因此，它在滿足人們的日常需求方面似乎有所不足。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小說在表達國家的合法性和英雄的塑造方面有重要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在表達公眾和社會的多方面的需求方面仍然有自身的缺陷，其問題就在于社會生活之中的消費者和“凡人”的正當的需求以及物質和精神的愿望還不能夠得到充分的滿足。

    三

    新時期小說的核心特點是以“現代性”的“個人主體”的話語建構一整套有關“人”的偉大的敘事。這個“人”的解放的承諾是與“啟蒙”與“代言”的知識分子的文化功能相聯系的。而這一關于“個人主體”的偉大敘事形成了無所不在的巨大的神話般的想象與期待，成了一切靈感、激情與詩意的前提和基礎。新時期話語所尋找的正是如何從“現代性”的另一個目標“民族國家”的承諾中重新發現“個人”的位置。

    在經歷了計劃經濟時代的30年之后，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大轉型。中國也開始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后30年的小說開始了它的新的歷程。由“傷痕小說”開始其實打開了通向市場經濟之門。

    “傷痕小說”所表現的是一種創傷的記憶，是“文革”時代對于人們的傷害和摧殘造成的心理和文化的“傷痕”的展現。在這里，被出賣的青春，被蒙蔽的天真的永遠失落對于心靈的傷害，這些痛苦的主題是“傷痕小說”中最為強烈地凸顯的中心。如《傷痕》中的王曉華、《班主任》里的謝慧敏、《醒來吧，弟弟》中的弟弟都是被“四人幫”的虛假的“革命”激情所蒙蔽，而造成了價值的錯亂和日常生活的扭曲，這導致了他們的家庭關系的破壞，和親人的感情的永遠無法彌補的創傷的經驗。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文革”帶來的危機和困境中的重建價值的嘗試。它所表明的是在秩序恢復之后對于過去的痛定思痛，同時也是對新的可能性的展開。“傷痕小說”回到個人的命運，展現了一種感傷的精神情緒，也有抒情性的展開，凸顯了個人的感情的存在，生活的細節開始回到小說之中。人們一般認為“傷痕小說”是7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初期主導小說發展的主要的潮流。到80年代初期，“傷痕小說”發生了演變。如從維熙《大墻下的紅玉蘭》、張賢亮《綠化樹》標志“傷痕小說”的發展，它們都顯示了與“反思小說”結合，使得“傷痕小說”開始對于計劃經濟的歷史進行反思。一般小說史認為“傷痕小說”標志新時期的真正生成，是新時期小說的起點。有人認為這些作品藝術上比較不成熟，局限性較大，藝術評價較低。但“傷痕小說”顯然開啟了個人性寫作，為新的“現代性”的展開奠定了基礎，也標志著對于一個新時代的渴望。

    與“傷痕小說”同步的是“反思小說”。“傷痕小說”所透視的是“文革”所造成的傷痕，而“反思小說”則試圖對于“文革”的歷史背景和中國20世紀以來的歷史進行比較深入的反思。試圖從個人發展的角度透視歷史，看到歷史深處的“封建”的影響，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的參照。“反思小說”的代表作有《剪輯錯了的故事》（茹志娟）、《李順大造屋》（高曉聲）、《內奸》（方之）、《相見時難》（王蒙）、《小販世家》（陸文夫）等作品。這些作品試圖通過對于中國當代歷史的再度敘述提供一種新的文化想象來清理和反思中國劇烈變化的歷史，由此凸顯一種新的個人的出現的必要性。

    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伴隨著改革的開始，中國的新的發展從農村開始席卷全國，這時出現了以表現中國的改革所遇到的現實的阻力和沖破阻力的努力的“改革小說”。這是以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其中還有表現農村變化的《鄉場上》（何世光）、《黑娃照相》（張一弓）等作品。

    在新時期開始之后，形式方面的探索也已經成為小說發展的新的路向，對于西方“現代派”的技巧的挪用也已經成為小說形式方面嘗試的重點。如王蒙的《布禮》《春之聲》等通過“意識流”手法的借用來發展中國式的抒情小說等嘗試都是引人矚目的實驗。

    而到了１９８５年，伴隨著中國社會變化速度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加深，小說的發展也呈現出以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為代表的新的更加激進的“現代主義”的嘗試和以王安憶的《小鮑莊》、阿城的《棋王》等作品為代表的“尋根小說”的潮流。劉索拉和徐星的作品開始涉及中國都市的新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沖擊下的年輕一代的新的思考和價值選擇。而“尋根小說”則試圖通過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對于傳統的壓抑性進行深入的表現，通過認識一種超越時間性的“傳統”于人們的生活的影響的關注來反思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80年代后期，小說開始發生重要的轉變。洪峰、馬原、格非、孫甘露、余華等作家的小說實驗也動搖了“敘事”的幻覺，摧毀了對人的永恒性的信仰，也最終拆解了對歷史和時間性的虔信；而“新寫實”小說如劉恒的《伏羲伏羲》，劉震云的《塔鋪》《新兵連》，方方的《風景》等本文中，都可以發現“欲望”與生命力的涌流與騷動。這里的后現代性具有相當明顯的特征，已構成了與西方“后現代性”對話的因素。由此可見，“后現代性”已在８０年代的小說中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新時期小說的核心特點是以“現代性”的“個人主體”的話語建構一整套有關“人”的偉大的敘事。這個“人”的解放的承諾是與“啟蒙”與“代言”的知識分子的文化功能相聯系的。而這一關于“個人主體”的偉大敘事形成了無所不在的巨大的神話般的想象與期待，成了一切靈感、激情與詩意的前提和基礎。新時期話語所尋找的正是如何從“現代性”的另一個目標“民族國家”的承諾中重新發現“個人”的位置。從新時期最初的“傷痕小說”的大討論開始，到“人道主義”的論爭及“主體性”的論爭，以及在各個不同的文類領域中進行的廣泛的論爭（如朦朧詩的論爭等）實際上都是對“個人主體”的話語的合法性的論爭。這些論爭恰恰對新時期話語的建構起了支配性的作用，從總體上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小說的形式和內容發生的轉變和社會的轉變一樣異常劇烈和復雜，小說思潮的變化也相當巨大，其實這種小說運作的基本結構的變化并不劇烈。但其形態已經由原來的整體性的“小說”所指稱的內容，轉變為我們今天經常以“純小說”來指稱的那部分小說。它是由一些“精英”式的作者所寫作，為啟蒙公眾而生產的。這一部分“小說”經過了多年的變化已經變成了今天一個由一些對于小說有相當興趣和愛好、有所謂“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和小說的固定的愛好者為中心的“小眾”所構成的穩定但相對較小的市場，這個“小眾”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一方面在社會劇烈轉型，經濟導向的社會變化有將其推入市場的強烈的要求，另一方面其適應一個大眾性的市場的能力也受到了相當的質疑，往往被認為缺少公眾的關切和過于封閉而受到爭議。但同時也由于被認為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小說的高度和小說的高雅等價值不應該消失等理由而受到知識階層的強烈的肯定。

    20世紀90年代所持續進行的有關“人文精神”和“文學性”等問題的討論就反映了在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這部分當時最重要的“小說”所產生的焦灼和困擾。諸如“新狀態”文學，以陳染、徐坤等作家為代表的“女性寫作”的潮流等文學現象都顯示了自身的特色。

    自新時期以來所形成的與社會的市場化緊密相關的、更加面向市場的新的小說，這也就是我們往往稱為通俗小說的部分，這部分的作者、出版者和讀者主要是在新時期以來所發展起來的小說閱讀市場中發展的。它包括一部分面對市場的作家，也有一部分在市場化中以市場導向運作的國有出版機構和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崛起的民營出版業，也包括在70年代后期以來通過諸如金庸、三毛、王朔和海巖的寫作而產生的讀者群體。這是這個80年代以來的新的市場中的現象。這一部分的寫作和閱讀是80年代從傳統的“小說界”中分離出去的。其運作方式是極為市場化的，是作用于一個80年代以來構成的“大眾”的市場的。在90年代之后這部分的文學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和演進，值得關注。

    四

    網絡小說的崛起使得小說面臨著新的網絡小說和紙面小說“雙峰并峙”的狀態。網絡小說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如今已經不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新奇的點綴，也并不是許多人想象中的小眾的新的風格實驗的策源地，它已經異常深刻地影響了社會公眾的閱讀生活，同時也在迅速地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

    現在的“８０后”作家所依靠的是一個幾乎和小說期刊完全脫鉤的新興的暢銷書市場和一個活躍而蕪雜的網絡空間，依賴的是和他們年齡相近的讀者的支持。20世紀中國特有的經驗現在逐漸被這些年輕人關切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所充實和轉換。

    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之中，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開始崛起，其小說消費能力也已經穩定，同時國家財政和民間資本對于“純文學”的支持也有了長足的發展，而評獎等選拔機制也日益穩定。這部分小說其實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運作相當成熟和有序，其需求已經相當固定。我們可以將之定義為一個“小眾”的小說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所理解的“小說”經過了多年的變化已經變成了今天一個由一些對于小說有相當興趣和愛好、有所謂“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眾”所構成的穩定但相對較小的市場。這個“小眾”市場其實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純文學”的市場。這個市場也能夠有效地運作，是小說出版的重要方面。在這個市場中有號召力和市場影響力的作家也不超過十個人。如莫言、賈平凹、劉震云、王蒙等都是在這個“小眾”市場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其中如王蒙、莫言在全球華文的小說讀者中也有相當廣泛的影響。而這些“小眾”的作家也接近于西方的“小眾”職業作家，在一年半到兩年的周期中定期推出一部長篇小說，以適應市場的運作的節奏。近年來不斷引起關注高潮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對公眾閱讀產生實際影響的就是這個純文學的“小眾”市場，而且照顧了這個小眾市場的各個方面。茅盾文學獎所反映的正是當下的特定的小說生態的一個方面。在中國，由于人口的基數巨大和人們的閱讀能力的普遍化，這個“小眾”市場其實也是相當大的。

    在小說向新世紀的發展過渡中，新的狀況的出現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的關切。新世紀小說的構成和我們過去在小說傳統中看到的已經完全不同。除了我們上述的傳統的小說界的變化之外，新的網絡小說和青春小說的興起改變了小說的整體格局。

    首先，網絡小說的崛起使得小說面臨著新的網絡小說和紙面小說“雙峰并峙”的狀態。網絡小說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如今已經不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新奇的點綴，也并不是許多人想象中的小眾的新的風格實驗的策源地，它已經異常深刻地影響了社會公眾的閱讀生活，同時也在迅速地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從這個角度上看網絡小說的崛起已經成為現實，任何人都不應該對于網絡小說的發展抱著輕蔑和無視的態度，因為網絡小說正在改變整個小說的格局，也提供了新的文化的形態。實際上，現在網絡小說和傳統的紙面小說之間“雙峰并峙”的狀態已經逐漸清晰，網絡小說具有的生命力已經顯現了出來。

    網絡在華語世界中開始走向普及的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網絡小說其實有不少是一些對于傳統小說有復雜情感的青年人的寫作，這些年輕人一方面傾慕傳統的寫作，渴望進入小說話語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并未進入文壇而對于傳統的小說形態也有所不滿。當時的網絡小說雖然已經顯示了相當的活力，但還難以具有改變出版業格局的能力，網絡小說還僅僅是處于為傳統的紙面出版業提供小說資源的一種次要的小說。

    近年來，伴隨著網絡的普及，網絡寫作的新的商業模式也開始日趨成熟，現在網絡小說已不再僅僅是小說愛好者的自發的行為了，它業已成為了一種新興的出版業，一種改變我們閱讀方式的巨大的現實方向。隨著網民數字的不斷的爆炸性的增長，網絡小說的空間的擴大也極為迅速，特別是青少年的讀者幾乎從開始自己的閱讀時起就依賴網絡。網絡當然也是他們閱讀的一種主要的來源。像盛大小說這樣的網絡小說出版的供應商也應運而生，成為了網絡小說發展的重要的推手和支撐力量。而年輕的白領和青少年讀者的新的閱讀習慣的生成則是它的發展的前提和條件。

    在這里，網絡寫作為中國正在方興未艾的類型化的小說提供了廣闊的園地，網絡中諸如玄幻、穿越、盜墓等“架空”類型的小說給了許多青少年讀者帶來了新的想象力展現的可能，同時也獲得了許多忠實的讀者。與此同時，表現年輕讀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個人問題和挑戰的小說如感情、職場等小說也受到了歡迎。這些小說類型在現代中國由于社會現實問題的緊迫性而一直處于受到壓抑的狀態，沒有發展的機會，而且在傳統的小說評價系統中也地位不高，處于邊緣。中國小說的現代傳統所具有的“感時憂國”的特點對于這些或者“架空”的想象，或者回到個體所遇到的具體的現實問題的表現的類型往往并不注重。而網絡的崛起其實正是和中國的高速發展同步的，這就為這樣一些小說類型在傳統的紙面出版業尚未意識到其新的趨勢的空間中有了重要的作為。網絡小說和青少年讀者之間的緊密的聯系其實是對未來小說的發展形態產生重要的影響。網絡小說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特色是其長度完全超出了紙面小說的限度，動輒以幾百萬字的篇幅出現，故事本身也有相當浩瀚的規模。

    網絡小說的發展也為傳統的紙面出版的小說提供了資源。一方面，網絡小說許多成功的作品被紙面出版業吸納而變成了紙面出版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網絡小說其實起到了溝通傳統出版業現實的已經分化為“大眾”和“小眾”小說的作用，成為二者之間的橋梁。網絡小說一方面是小說的新的潮流和走向的最集中的展示空間，另一方面是小說的各種形態包容匯集的空間。當然，網絡小說如何像傳統紙面小說那樣有相當便捷的盈利和運作的模式，同時如何更加有力地吸引成熟的讀者仍然是它面臨的挑戰。但網絡小說的未來顯然是樂觀的。

    在網絡寫作迅猛發展的同時，“青春小說”開始成為大眾的紙面小說的重要潮流。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韓寒等人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現到現在，“青春小說”在傳統紙面出版業的市場已經顯示出了自己的重要的影響力，“青春小說”已經逐漸成為小說中的重要的力量，也已經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股相當重要的力量。如“第一屆Ｔｈｅ Ｎｅｘｔ小說之新新人選拔賽”就是由在傳統的出版業界已經建立了聲譽的長江出版集團的北京圖書中心和以郭敬明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組織的。這種傳統的出版機構和郭敬明的團隊的深度的合作無疑顯示了“80后”的市場的影響力和已經成為了小說的新的增長點。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在的“８０后”作家的生存和成長的環境已經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他們所依靠的是一個幾乎和小說期刊完全脫鉤的新興的暢銷書市場和一個活躍而蕪雜的網絡空間，依賴的是和他們年齡相近的讀者的支持。這些“８０后”作家的寫作的風格和題材與過去的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們今天的成名的作家幾乎都是寫20世紀中國的深刻的歷史記憶。他們的代表作幾乎都是關于20世紀中國“大歷史”的進程對于個人命運的影響的，往往有極為深沉的“感時憂國”的色彩。但８０后作家的青春期卻是在中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中度過的，他們經歷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富裕和最活躍的時期。社會生活的發展為他們提供了去表現從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到一種“普遍性”的人類的體驗的可能。20世紀中國特有的經驗現在逐漸被這些年輕人關切的人生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所充實和轉換。他們的作品當然還有青少年的稚嫩，但其實已經有了一種新的世界和人類的意識，也表現出注重個體生命的意義，人和自然和諧等等新的主題。這些和我們當年的創作有了相當的不同。這些變化并不是我們所熟悉的，也不成熟和有力，但卻是新興的文化思潮的萌芽，自有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意義。

    五

    通過我們簡要的回顧，從新中國文學到新世紀文學，中國文學和時代一起走過了其自身的歷程。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從20世紀的歷史中超拔出來的“新新中國”的巨大的意義，也可以看到新中國60年的文學史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也在凸顯出來，它對于中國人認同的塑造所具有的重大的意義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