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闊的西北大地，含今陜、甘、寧、青、新五省區，西起新疆帕米爾高原，東至陜北府谷縣東端；南自青海和陜西南端，北至新疆阿勒泰地區北緣。漢、回、維吾爾、藏、蒙古、土、撒拉、東鄉、保安、裕固、哈薩克、塔吉克、塔塔爾、烏茲別克、柯爾克孜、錫伯、俄羅斯、達斡爾、滿等近20個民族長期生活于此。悠久的歷史記憶，多民族的生活方式，多樣化的地理地貌，使這塊土地上的民間文化蘊藏十分豐厚。據統計，進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擴展項目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190項，其中，民間文學13項，傳統音樂28項，傳統舞蹈20項，傳統戲劇25項，曲藝16項，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7項，傳統美術24項，傳統技藝29項，傳統醫藥2項，民俗30項。
這里有著豐富的口頭文學遺產。有著名的中國三大民族史詩：藏族史詩《格薩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有珍貴的《河西寶卷》、土族的《拉仁布與吉門索》、東鄉族的長詩《未拉尕黑》、青海的《康巴拉伊》《汗青格勒》、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達斯坦》、青海藏族的《藏族婚宴十八說》、柯爾克孜族的《約隆》。此外，還有神話和數不清的民間故事、傳說和歌謠。
俗話說：“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加之又是多民族地區，一些民族又是西北地區特有民族，因此民俗事項十分獨特，從歲時節會到人生禮儀、衣食住行、民間信仰、體育游藝等，都有豐富的遺存。有一些民俗事象，在發達地區早已消失或變得面目模糊，在欠發達的西北鄉村卻保存完整而古樸。被列入國家非物質遺產（含擴展項目）“民俗”項下的西北民俗事項有：錫伯族西遷節、塔吉克族引水節和播種節、土族納頓節、塔塔爾族撒班節、熱貢六月會、西和七夕節（乞巧節）、黃帝陵祭典、太昊伏羲祭典、炎帝祭典、青海湖祭海、維吾爾族麥西熱甫、民間社火、抬閣、永登高高蹺、那達慕、土族婚禮、撒拉族婚禮、塔吉克族婚禮、銅川藥王山廟會、涇川西王母信俗等。
目前，西北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呈良好態勢，這種良好態勢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一）傳承主體的自覺，是發展的根本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以來，隨著全社會文化視野的擴大和思想理念的轉變，這一現狀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一些身懷絕技的傳承人獲得了不同級別的“大師”稱號，他們的勞動價值得到了社會的認可。繼承前輩的技藝并使之發揚光大，成了傳承人自覺的責任，這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和持續發展注入了內在的動力。從花兒的傳唱到剪紙、刺繡，從太平鼓的演練到社火、高蹺，各個項目都有了一批土生土長的“把式”，他們是非遺傳承的主體和靈魂。
（二）政府的支持和學者的指導，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鋪設了通途。非遺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除了傳承主體的能動作用之外，政府的支持和學者的指導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般來說，除了跨省區的項目之外，非遺項目多是地域文化泥土里開出的花朵，當地有關部門對非遺的搶救、保護和開發利用至為關鍵。政府不僅能夠通過行政手段給其創造適宜的生長環境，而且通過資金扶持，使其自我造血，長高長大。而專家、學者的指導，則是其健康發展的有效保證。比如慶陽香包別具特色，但過去僅是作為端午節小孩戴的一種“耍貨子”，沒形成規模，也非文化產業，而且季節性很強。2002年，通過學者的策劃，由政府出面，于當年6月在市府所在地西峰市舉辦了第一屆中國慶陽香包藝術節，藝術節邀請中國民俗學會、中國民間工藝美術協會、甘肅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甘肅省民俗學會、關隴民俗研究會的專家，對慶陽民間文化進行了實地考察，并同當地文化界和政界人士一起進行了專題研討，慶陽香包一炮打響。此后又連續舉辦4屆香包藝術節，小香包終于做成了大產業。據2005年統計，香包作為一項產業，有1萬多個生產戶，30多個基地100多個企業，100多萬人從業；僅正寧1個縣從事香包生產的就有6178戶，1.24萬人，年生產香包35.5萬件（套），銷售收入560多萬元。此外，政府的重視和學者的發掘，也使得西和乞巧節和隴南山歌聲名遠播。
西北其他省區的情況和甘肅相類似，有的行動要更早一些。總之，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了全社會的普遍重視，重新煥發了生命活力。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是共同的：
其一，政府主導、學者指導、專業人士傳承、媒體宣傳成為一種運作模式。有些項目還有商界的參與。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使一些“養在深閨人末識”的藝術瑰寶走出“繡樓”，為更多的人所欣賞。這些非遺項目存在價值的實現，給其生長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再像之前那樣自生自滅，或偷偷摸摸地進行。比如青海民和土族慶豐酬神娛人的那頓節，據說起始于元代，但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卻不復存在，到了改革開放的80年代才逐漸恢復。近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有了擴大之勢，互助也有了那頓節。那頓節從農歷七月十二開始，一直持續到九月十五日止，被譽為世界上最長的狂歡節。
其二，挖掘、搶救工作取得了好的效果和實績。如前所述，西北地區已有190個項目進入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加上同一個項目多地傳承，那就更多了。維吾爾木卡姆和花兒還進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搶救和保護，使一些項目脫離了瀕危境地，一些項目不再面目模糊，曖昧不清。政府的責任明確了，專家的作用得到了更好地發揮，傳承人的膽氣壯了。
其三，一些有條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向產業方向發展，實現了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化，這對其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發展態勢良好，不僅走向全國，而且走向世界。
其四，非遺保護工程和節慶活動及當地旅游文化結合起來，相得益彰，祖國的傳統文化得到了弘揚，地方的知名度也進一步擴大。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重要的旅游文化資源，在當地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寧夏回族自治區，土地面積不大，旅游文化卻發展得十分紅火。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在改變單一經濟模式的同時，也在改變著人們舊有的理念。
其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費孝通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的實施，使多民族文化得到保護和發展，擴大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往來，在建設和諧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和全國一樣，西北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已進入了各級政府的議事日程，并且撥出專項經費，這給非遺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但也應看到，由于生長條件的改變和一些非遺項目原本功能的喪失，加之現代科技文明的沖擊，非遺保護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后繼乏人是許多非遺項目生存的最大難題。另外，不排除有些地方還存在急近利心態，把當地的非遺項目當成了“搖錢樹”。單純的經濟觀點會導致“輕保護、重開發”，這對非遺的生存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因此，在非遺保護與開發這個問題上，必須要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繼承與創新”、“原生態文化與次生態文化”、“旅游經濟與文化保護”幾個方面的關系。首先是保護，其次才是開發，要謹防過度“開發”使“遺產”變色變味，導致“遺”產變“現”產。
（一）隨著非遺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喜歡，一些項目開始走出村巷山野，走進了現代化都市，走上了舞臺。在舞臺演出時，總是要對它進行精心“包裝”，從演出服飾到音樂、舞蹈的“改進”，煞費苦心。結果，一些項目被奢侈化、文人化，失去了民間的“土”氣“土”味兒，不再古樸鮮活。還有一些非遺項目在自覺地發生變遷，如花兒。花兒過去被認為是“有傷風化”，因此只能在山野間演唱，是不允許在村子里唱的。現在，隨著農民工進城和城市職業花兒歌手的出現，卻有了“茶園花兒”。花兒發生這種變遷是正常的，誰也阻擋不住。但對鄉間的“原始花兒”則一定要認真保護，從花兒會的文化空間到傳承人，都要有切實的措施，以保證其持續存在并有較好的發展。
（二）旅游經濟激發了一些非遺的生命力，但卻也使一些項目的本色不再。有些歌舞本來就是特定場合特殊節慶活動的儀式性內容，但在旅游經濟的統籌下，卻失去了原有的特別功能和服務主體，成了一種純粹的“表演”藝術。更有甚者，一些所謂的旅游策劃“大師”打著“開發利用”的幌子公開造假，有人就公開宣揚“三分真、七分假”的理論，只要有三分真實就行了，七分要靠人去“制造”。遺憾的是，我們有些民俗學者也沒有這方面的自覺，甚至為其推波助瀾。這樣的“開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帶來的必然是災難性后果。
（三）由于生存環境的失去，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能成為“博物館里的藝術”。比如甘肅隴南最后一個鹽婆婆的土法熬鹽技藝，還有一些已經被時代淘汰的土作坊，如油坊、磨坊、染坊等。這些“作坊”，在上世紀70年代的農村還很普遍，眼下已經很難見到了。對于這類遺產，也應有意識地保存一些“歷史的風景”，最好是在原發生地，連同其生存空間都能給以完整的保護，作為“歷史的見證”一代代地傳下去。還有一些手工技藝、營造藝術等，也處在瀕危境地。如甘肅慶陽董志塬上的地坑院窯洞，整個院落都在地表之下，非常珍貴，真正體現了周先民“陶覆陶穴”的居住特點。但隨著人們經濟條件的好轉，大多數人都搬出了窯洞，己經很少有人再住地坑院了。不出幾年，這種獨特的建筑藝術就將從我們的視野里消失，對其進行搶救、保護迫在眉睫。
（四）在開發利用上，應根據非遺性質的不同區別對待，防止過度開發。不是所有的非遺項目都可以作為產業開發。有一些項目，本來就是和市場經濟相聯系的，比如傳統體育、雜技，一些戲劇、歌舞藝術等，大力開發是應有之義。還有一些項目，其中某些元素是需要發展的，如花兒的歌詞、春節社火的春官詞，本身就是活態的。而有些非遺如史詩、神話、民間故事、歌謠、傳統音樂、手工技藝等，其價值就在于“原生態”。為了演出或宣傳而進行改編是可以的，但改編后的“作品”就成為“次生態文化”了，不再是保護意義上的非遺。
（五）一些非遺在學界地位很高，但對當地年輕人卻沒有吸引力。一方面與年輕人的審美差異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傳承人不容樂觀的生活狀況有關。在一些地方，非遺產品價格或演出報酬與傳承人付出的勞動不相稱。據調查，一場皮影演下來，藝人們辛辛苦苦，每人所得報酬不到10元，當地的年輕人多表示不愿學該門技藝。這也是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后繼乏人的一個主要原因。這種現象，應引起政府的重視，做出必要的調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