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題圖片為電影《買買提的2008》劇照

    理論探索

民族電影如何從“邊緣”走向“主流”

饒曙光

    眾所周知，在引進大片、超級商業大片的輪番轟炸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遭遇的是電影市場的冷淡和殘酷，或者是票房成績不盡如人意，或者根本進入不了主流院線市場，成為電影市場上“不可見的電影”。就當下的情況而言，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者來說，思想上、政治上的限制少了，壓力小了，但經濟壓力、市場壓力卻大了，陷入了困局或者說“邊緣化”。事實上，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能見度”是比較低的。不管是走商業路線還是藝術路線，近年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真正在商業院線上放映的不多，多數仍舊只在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放映、華語青年影像論壇等影展活動中出現。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如何突破困局，如何從“邊緣化”走向“主流”？

    筆者認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要想得到又好又快、可持續的發展，從創作和生產兩方面都必須樹立科學的理念、科學的發展思路和有效措施。首先要按照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方式組織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與生產，盡快實現自身的市場化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在當下市場化、產業化、國際化乃至全球化的背景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和生產回到計劃經濟體制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出路的。換句話說，少數民族電影要想得以可持續發展，必須實現自身的市場化生存。面對當下的電影市場狀況和環境，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應該立足本土，寧可投資小一點，利潤低一點，慢慢培養本土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促成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和生產的良性循環。對于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而言，首先是生存，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才能謀劃發展。隨著國家義務教育的實施和邊疆少數民族同胞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對現代化生活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對包括看電影在內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包括少數民族同胞在內的少數民族地區的觀影需求和沖動不亞于某些大城市，甚至成為了他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包括少數民族電影在內的國產電影的創作和生產都提供了現實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只要少數民族電影創作堅持用當代目光去審視今天的少數民族生活，深入挖掘我國少數民族豐富的電影題材所蘊含的各種價值，真實地反映他們的文化和精神，并借助于類型電影的創作手法和商業化的營銷手段擴大自己的市場，總有一天會得到觀眾的認同和主流院線市場的接納。在可能的條件下，要把有限的資金、人才及其它資源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進行優化配置，打造出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大片，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取得相應的話語權和主動權。

    其次，要科學地、全面地、與時俱進地認識少數民族及其少數民族文化，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者必須苦練“內功”，提高自身的專業素質和專業技能。毫無疑問，少數民族電影要想得到可持續發展，少數民族電影創作者必須堅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場和文化視角，堅持抒寫本民族的“心靈”；尤其要深入挖掘當下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少數民族文化生活面臨的復雜處境，摒棄“說教式”的簡單表現手法，給觀眾提供娛樂的同時也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間。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應當在不斷走向一體化的時代文化潮流中，在多元整體的中華民族文化格局中，在文化平等對話交流的過程中，深刻表現和揭示某種民族文化內涵、文化底蘊，包括民族風情、歷史人物、社會生產和生活，思想感情。

    同時，由于生存環境、生存方式及其生存手段的變化，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要與時代精神相融合。也就是說，當下活生生的少數民族文化應該是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融合。我個人認為，不應該畫地為牢，把“少數民族身份”（不管是“血緣身份”還是“文化身份”）看成是創作少數民族電影的前提。少數民族電影并不是只能由少數民族身份的導演來拍攝，關鍵在于創作者是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來對待和表現少數民族的生活及其文化。在創作實踐中，對少數民族生活的表現可以有兩種視角，即“外視角”和“內視角”。“外視角”指立足于民族社會外部更大的參照系中觀察民族生活，在對民族生活做“跨文化”的觀察、理解基礎上，客觀、典型化地描繪民族生活。這種視角有其長處，所謂“旁觀者清”，常常更容易發掘出對于普遍性而言更加鮮明的特殊性，從而表現出民族特色。它的短處在于，由于過于注意反映“特殊性”，往往停留于形式表面，缺少對“特殊性”的深度挖掘；而且，容易把民族生活作為一種封閉的、與其他文化缺少交流的文化單元來描繪。“內視角”，則是站在時代發展要求的高度和民族自身立場上觀察外部世界，表明民族自身的思考和經歷。一般來說，非少數民族身份的創作者大多采取的是“外視角”，而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創作者大多采取的是“內視角”。應該說，采取“外視角”還是“內視角”并沒有對錯之分，無論是采取“外視角”還是“內視角”，都有可能創作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精品力作。

    不同身份、不同成長環境的導演出于不同的“視點”聚焦于少數民族題材，不可避免地凸顯出各自差異性的身份意識，形成差異性的藝術追求和風格。正是這些不同身份的導演從不同角度創作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才構成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多元景觀，成為中國電影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同時，正是這些不同身份的導演從不同角度創作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必然得到多元化的發展。總之，不可以把少數民族身份（不管是“血緣身份”還是“文化身份”）作為判斷和衡量少數民族電影的前提，更不能成為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標準，那樣必然會影響和阻礙少數民族電影的多元化發展，造成少數民族電影的單一化和同質化。

    第三，要科學地、全面地、與時俱進地推進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和生產，也要科學地、全面地認識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和生產的特殊性、意義和價值。畢竟，當前國內主流院線主流觀眾群體85%以上是18-35歲的年輕群體，電影市場對少數民族電影題材的容量是有限的，其市場容量和觀眾群體都有一個培育的過程。而這個培育的過程就不應該完全交給市場本身，政府必須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無論是我們要從更高的層次來認識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發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還是需要建立在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上的政策安排，都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向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伸出“援手”，在體制、融資和稅收等方面實行政策上的傾斜和優惠。建議國家每年從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中拿出專門資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從電影精品專項資金、宣傳文化發展專項資金中拿出配套資金，作為固定的資金投入，扶持和保證民族電影的創作生產，特別是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大片的創作生產。同時，加大培養民族電影人才的力度，使他們不斷吸取先進的理念，創作出更多優秀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總之，政府“有形的手”可以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提供更好的生態環境，推動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健康、有序地發展。

    總之，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的存在與發展，不僅構成了中國電影一道獨特而靚麗的風景線，也充分顯示了由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豐厚深邃、兼容并蓄。除了商業價值、市場價值之外，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具有文化多樣性、文化安全的意義和價值。從文化戰略建設的角度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不僅僅要給觀眾提供娛樂，同時更要承擔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的戰略任務。一個民族復興的前提首先是文化的復興，對少數民族來說更是如此。我們國家是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我們的中華文化也應該是由56個民族文化融合和凝聚而成的“中華大文化”。可以說，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建設“中華大文化”、防范和抵御“西化”的文化戰略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記者觀察

電影里心靈沒有障礙

    電影藝術的力量，不在于讓一切文化趨同，而是引導人們理性平等地認識、欣賞并尊重彼此的不同。對于擁有55個少數民族的中國而言，如何將豐富絢麗而又風采各異的少數民族文化精彩地呈現在大銀幕上，始終是少數民族電影創作者們關注的焦點。由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聯合舉辦的“中國民族電影發展論壇”于近日舉行，眾多少數民族電影創作者、制片人和業內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商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的發展之途。

    從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少數民族電影《內蒙人民的勝利》（1950年）到近期上映的《尋找劉三姐》《西藏往事》《烏魯木齊的天空》，新中國少數民族電影走過了61年的風雨歷程，其間誕生了諸如《五朵金花》（1959年）、《劉三姐》（1960年）、《冰山上的來客》（1963年）、《農奴》（1963年）、《阿詩瑪》（1964年）、《黑駿馬》（1995年）、《紅河谷》（1996年）、《可可西里》（2004年）等一大批精品佳作，它們所展示出的文化獨特性與唯一性，能夠引導觀眾暫時穿越語際和族際的隔閡，擺脫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去專注地凝視一種獨特的少數民族文化，去深切地感悟生命的差異性，以及由這些差異所構成的世界的繁復性。一部優秀的少數民族電影，能夠促使觀眾對我國多樣的文化形成一種理解，實現一種溝通，完成一種交流。

    循著新中國少數民族電影61年的歷史之河前行，我們會漸漸尋覓到一些可喜的變化。與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文化藝術的變遷相伴，當下的少數民族電影在不斷提升自身藝術質量的同時，也在拓展著自我的創作范式。自上世紀90年代以降，越來越多的元素融入到了少數民族電影當中，表現“民族大團結”不再是少數民族電影唯一的主題——《紅河谷》中的反法西斯戰爭與凄美動人的愛情、《可可西里》所表現出的對生態環境的關注以及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索、《馬背上的法庭》對基層司法現狀的真實描繪、《剃頭匠》對即將失傳的手藝和即將逝去的老手藝人的緬懷與熱愛、《圖雅的婚事》里糾結而又感人的人物情感關系，都極大地拓寬了少數民族電影的范疇，將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同胞和越來越豐富的故事題材納入進了電影藝術的表現空間之中。可以說，這些具有突破性的影片不僅拓展了中國電影的地理版圖，更延伸了中國電影的文化版圖。

    更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一大批專注于拍攝少數民族電影的導演走上了創作第一線。他們中有的本身就是少數民族，善于通過真實而又親切的視點來找尋屬于自己民族的故事與傳奇，《靜靜的嘛呢石》（萬馬才旦導演）、《長調》（哈斯朝魯導演）、《買買提的2008》（西爾扎提·牙合甫導演）、《圣地額濟納》（麥麗絲導演）等影片就是這些導演獻給觀眾的心血之作；有的導演雖然身為漢族，卻對少數民族同胞充滿了熱愛之情，創作出來的少數民族電影非但沒有半點虛假造作之感，反而更具創新激情，《婼瑪的十七歲》（章家瑞導演）、《可可西里》（陸川導演）、《圖雅的婚事》（王全安導演）、《碧羅雪山》（劉杰導演）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批漢族導演投身少數民族電影創作領域的同時，一些年輕的少數民族導演卻開始自覺地“擺脫”自身的民族背景，轉而進行主流商業電影嘗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刀見笑》的導演烏爾善（蒙古族）。

    少數民族電影的快速發展代表著當今中國對于多樣文化的尊重、理解與保護。尤其是當那些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導演，拍攝出表現本民族社會生活與思想感情的電影時，中國電影進一步走向了繁榮與強大。中國少數民族在大銀幕上的美麗呈現，讓觀眾看到了電影藝術家們對于那些古老民族歷史的記憶和文化經驗的深情觀照，對人類共同理想、文化尊嚴的堅定守望，對人與自然非凡關系的虔誠思考，以及對時代特色與社會變遷、民族風情與自由生活的生動寫照，同時也看到了中國電影藝術所獲取的一個嶄新高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民主與文化平等。通過電影來展示中國豐富的文化蘊藏，展現人性、人情的絢麗多姿，展示人文關懷的溫暖與深切，正是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的神奇魅力所在。

    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電影，將引領你走向一條與眾不同的文化走廊——在這里，語言是陌生的，但心靈，卻沒有障礙。（記者 李博 ）

    創作感悟

將民族電影之路走到底

    廣春蘭（著名導演，曾執導過《火焰山來的鼓手》等民族電影）：

    我曾經帶著自己的電影《不當演員的姑娘》去埃及參加國際電影節，埃及組委會的專家看過影片后，感到非常的驚喜，就問我你們中國也有這樣的穆斯林世界嗎？我說當然有了。這部影片當時被選作開幕影片，放映結束后，中國駐埃及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找到我，說影片放完后他辦公室的門檻都被踏爛了，埃及的婦女和年輕人說，原來你們中國也有這樣的媽媽，有這樣的女兒，有這樣的歌和舞！他們覺得影片講述的就是他們自己的故事。這個簡單的例子正說明了，文化是沒有國界的。

    麥麗絲（著名導演，曾與丈夫塞夫聯合執導過《東歸英雄傳》《悲情布魯克》等民族電影）：

    現在國家財政對文化的扶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內蒙古去年就成立了一條民族電影院線，這條民族院線是靠什么建立起來的？靠的就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4個億投資。這條院線有個規定，其他的廳商業大片隨便放，但有一個廳必須放映少數民族電影。我覺得這是推廣少數民族電影的一個好辦法。

    去年當我得知《圣地額濟納》的票房僅有可憐的一萬元的時候，曾經“下決心”以后不拍民族電影了，我也準備拍個商業大片試試。但是當我一走上草原的時候，心底的創作激情就又涌動起來了。想來想去，我覺得還是應該拍自己喜歡的電影，我想我的民族電影之路會走到底。

    劉杰（著名導演，曾執導過《馬背上的法庭》《碧羅雪山》等民族電影）：

    在我們國家的資助體制里，有兒童片的資助，也有農村片的資助，那么以后我們能不能專設一個少數民族電影的資助體系？現在民族電影往往會跟農村電影擠在一起去拿資助，你要是總去拍攝農村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我覺得也跟不上現在少數民族同胞的發展情況。

    哪怕我們拍攝少數民族電影遇到了資金、發行等各種各樣的困難，但只要我們內心足夠淡定，我們就一定能把電影拍成有價值的東西。中國不可能只有商業片一種電影，就如同樹林，不可能把別的樹木都砍掉，只留下一種經濟價值最高的樹木。希望少數民族電影的創作者們都努努力，去做那棵最特別的“樹”。

    韓萬峰（著名導演，曾執導過《爾瑪的婚禮》等民族電影）：

    其實我對資金沒有發過愁，我的策略就是同地方政府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夠形成“雙贏”——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我的電影拓展自己的旅游業，并使本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增值”；而我則通過地方政府的資金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我們雙方達成了一種默契，既滿足了他的需求，也完成了我的愿望，這就是所謂的“雙贏”。

    我作為一個漢族導演，為什么選擇拍攝少數民族母語電影？是因為我在拍戲的時候，想找到一個能說好少數民族母語的演員是特別難的一件事兒，這引發了我對少數民族母語消失的一種憂慮，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堅持下來。我始終認為拍攝少數民族母語電影是藝術家一種良心和責任，哪怕我的電影現在沒有人看，但在若干年以后，它能成為專家研究少數民族的“文獻”資料，這也是值得的。

    戴瑋（著名導演，曾執導過《岡拉梅朵》《西藏往事》等民族電影）：

    《西藏往事》在影院里僥幸逃脫了“一日游”的厄運，卻經歷了尷尬的“三日游”——電影是4月8日進的院線，到了10日各個影院就已經沒有排片了。有個院線的人說，這部電影的導演腦子有問題，明明可以把何潤東和小宋佳拍得很漂亮，卻非得把倆人弄得滿臉是灰，搞得誰也認不出來。這樣的言論，很多少數民族電影創作者都聽到過。其實我完全可以把這部電影拍得光鮮亮麗，但那不是我對影片風格的追求。雖然經歷了很多的困惑和尷尬，但我下一部電影還是要拍攝西藏題材，我可能會起用明星，但從根本上說我仍舊希望影片能夠反映出藏族同胞最真實的生活，讓影片的藝術性和思想性達到最佳。

    寧才（著名演員、導演，曾主演、執導過《天上草原》《額吉》等民族電影）：

    少數民族電影不能走市場路線，至少在今天，它走市場沒有意義，也走不了。我們最需要的是真心實意拍攝出來的少數民族電影，如果為了迎合市場而把自己想表達的東西都丟掉，那你拍出來的只會是披著少數民族外衣的電影。少數民族電影應當深入民族的心靈，表達民族的精神，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