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需要巴金？

　　中國文聯網訊　今天是巴金的百歲壽辰，文藝界一片祝賀之聲。作為現代文學史上“魯郭茅巴老曹”中僅存的一位，巴金的百歲壽辰確實值得熱鬧一番。但這絕不是我們需要巴金的唯一理由。

　　用“風燭殘年”來形容現在的巴金，一點也不為過。早在1999年，96歲的巴金重入 醫院時，就多次表達過實施安樂死的愿望。他曾說：“從今天起，我為你們活著。”“有你在，燈亮著”，這是巴金對冰心的贈言，現在被我們用來描述他對于自己的祝福。巴金之于我們，有著特殊意義：與其說我們需要一位在40歲已完成其文學巔峰的老人，不如說，我們更需要那種獨立思考、自由言論的知識分子精神。這種精神，對于任何一個年代，都不“過時”。

　　巴金的知識分子姿態，為后人提及最多的是他花費8年時間寫成的《隨想錄》。這是一個人直面心靈的言說，“我回頭看背后的路，還能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么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有些人自己不習慣‘獨立思考’，也不習慣別人‘獨立思考’，他們把自己裝在套子里。

　　”這些對于過去年代的個人闡述，對后來人來說，并未見得能理解其懺悔中的沉重。

　　考察知識分子在一個年代里的表達，某種程度上可勾勒出民族精神的走向。無論是喪失獨立人格去迎合權勢，還是在事后“像唱歌一樣到處做廉價的懺悔”，都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悲哀。這兩種類型的姿態歷史上并不缺乏，而且在特定時期都可給自己找到足夠的理由。巴金在《隨想錄》里對“文革”的反思，即便是其對“文革博物館”的倡議還是對胡風和葉非英冤案的抗議，也絕不是同時代作家中最猛烈、最決絕的。但巴金的言說讓人看到他在自我肉搏后的真誠，真誠地對待歷史和自己。而對于那種前后反差明顯的態度，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其懺悔的真誠，其人格是否獨立。

　　“講真話。”“講自己心里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我從未說，也不想說我的‘真話’就是‘真理’。”這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姿態，是我們仍需要巴金的理由。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傳統。在當代社會里演化，要么成為理論工具，要么做些關于形式之美的研究。進入新世紀，社會轉型出現的利益分化現象，對于具有一定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否對現實發言、如何發言，怎樣使自己的知識轉化成時代進行中的點滴力量，絕對是一種立場的選擇。以對民族和國家的深沉之愛選擇良知獨立發言，并讓這種精神成為一種傳統，是百歲巴金對我們的啟示。

　　來源　2003年11月25日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