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年底，我離開奮戰8年的北大荒，來到北京的中央廣播說唱團，當一名專業的相聲演員。從踏入專業文藝隊伍的那一天起，我覺得我比別人幸運，我趕上了一個特別好的時候，“四人幫”粉碎了，文藝界迎來了百花怒放的春天，我一下子投入到了火熱的文藝創作表演的大環境中。

學習前輩精神 增強藝德修養

    我上的第一節課就是深入生活，潛心創作。

    1977年元旦，我結婚了，5天以后，馬季老師帶領我們青年人到湖南的桃源縣深入生活，搞創作。一干就是一個多月。大隊人馬準備回京，歡度春節，一方面準備在北京創作。

    我去了北大荒8年，沒有一個春節是在北京的家中度過的，這是我調回北京的第一個春節，是我新婚之后的第一個春節，也是全家都在盼望的團聚的春節，這個春節，對于27歲的我來說，是多么重要，多么急切！但是我同時也在想，剛剛粉碎“四人幫”的第一個春節團聚，對于在文革中飽受折磨的馬季老師，何嘗不是一種期盼呢？為什么他要求自己留下來？那一年他42歲，他的兒子馬東才6歲，馬上就要上學了，他的妻子也是剛從干校回來不久，他不需要闔家歡樂地享受一下久違的天倫之樂嗎？第二天早上，我對他說：“馬老師，我要求留下來，和您一起在農村過春節，寫相聲！”開始他不同意，我就磨，磨得大隊人馬都走了，我陪馬季老師留了下來。我們師徒倆過了一個深入生活、潛心創作的春節。一個月之后，我向馬季老師學習了怎樣觀察生活、提煉生活，怎樣和群眾接觸，怎樣進入創作等等創作技巧之外，還出了一個可喜的成果，就是創作了我和趙炎在中央電視臺上演的第一個節目《迎春花開》。

    有了一個好的開頭，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學到了一個好的作風，我告訴自己我要自覺學習老藝術家的好作風，好傳統，我年輕，我要接班，我還要做好承上啟下的準備。我對自己強調“自覺”兩個字，要有意識地把前輩的優點和我自己的不足經常比較。在以后的無數次的演出中，我真是這樣要求自己，看那些老藝術家怎樣在各種各樣的公益性演出和大型活動中，爭先恐后，淡泊名利，藝術創作上精益求精，為觀眾服務全心全意。

    1979年自衛反擊戰，在老山前線的慰問演出，我與李文華老師多次慰問我們最可愛的人。在崇山峻嶺中演出，一演就是一個月。一個班我們演，一個人我們也演；哨所演，病房也演！

    1984年我多次參加全國青聯的慰問團，在原子彈基地演出，在老少邊窮地區獻愛心；1986年慰問講師團，義務演出，20天演了30多場；1996年隨中央慰問團赴西藏演出，到了那里，我得了俗稱“纏腰龍”的帶狀皰疹！這個病疼痛得厲害，非常難受。我強忍劇痛到了海拔最高的那曲地區，堅持演出，照樣抖“包袱”，效果一樣好。那里條件艱苦，沒有治療條件，我只能強忍，不能跟大家說。我知道，如果我一說，大家肯定不讓我演了。可是，群眾都知道姜昆來了，既然來了，我能不演嗎？我姜昆不能做讓觀眾失望的藝術家。后來紙包不住火，那曲演完以后，組織上鄭重決定，讓我回北京治病。我懇請他們：“讓我把山南地區的演出演完了吧！如果不演的話，我可能會后悔一輩子！”于是在那樣的條件下，我又堅持了3天，可以說是咬牙完成了山南的演出。可是，這時候腰上的水泡已經化膿了，疼痛難忍！離開山南的那天，地委的專員和書記送我，他們哭了，我也哭了，我說：“我對不起你們，好容易來一次還得病！”他們說：“姜昆，好好養病，您忍著疼給大家演出，藏族人民感謝您，廣大的觀眾感謝您。”我聽了這話，比給我什么獎賞都高興。

投身相聲事業 自覺承擔責任

    我對相聲事業有一種使命感。看到相聲不景氣，我常常自責，也為相聲事業有一點成績感到由衷的高興。在河北的一次全國相聲大獎賽中，我是評委會主任，在參賽作品中，有一個段子低級、庸俗，追求廉價的劇場效果，讓我非常不舒服。我在長思以后，作了一個發言。我說，我今天不批評，我就是相聲事業的罪人，老一輩扔掉的東西，摒棄的糟粕，我們拾起來當寶貝，我們是在斷送相聲事業！我今天要剎風，剎歪風樹正氣！我們要對社會負責，對下一代負責！劇場上是有人樂了，但是群眾不是傻子，事后他們想想是要罵娘的，說你們演的是什么東西？我的言詞很激烈，我以為會有人反駁，但是，我想錯了，幾乎所有的相聲演員都支持我的發言，連當事人也不好意思地見我就走開了。我雖然事后沒有征求他的意見，但是我覺得我的話他們還是聽進去了，因為以后看他們的作品，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再也沒有了。

    在第八屆政協會議上，在胡錦濤同志參加共青團、青聯組的討論會上，我做了“重視網絡對青少年思想影響”的發言。在九屆政協會上，我提出了“整頓演出市場，防止灰色污染”的提案。在第十屆我又提議“要尊重文化藝術的規律，鼓勵有個性的文化藝術作品，為它們創造展現的空間”。我盡自己的能力，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我認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

    為了更好地宣傳弘揚我國的傳統藝術，使那些大家喜愛又沒有人具體管或者沒有力量管的事情，比如薈萃相聲優秀腳本、薈萃曲藝優秀唱段的工作，我自覺承擔起來。也許有人認為我姜昆有錢，有實力，這不能說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姜昆對曲藝藝術有著獨特的認識，有一種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情感，有一種神圣的責任感。我自己出資，尋求能人，東奔西走，組織稿件、討論選題，聯系出版社，還要盡主編審閱把關的責任。現在已經先后出版了《中國傳統相聲大全》、《中國傳統山東快書大全》、《中國傳統京韻大鼓故詞大全》、《中國傳統西河大鼓故詞大全》等，很為珍貴。已故曲藝理論家劉梓鈺出書有困難，我馬上捐資為他出版；李文華老師的藝術生涯50年的慶祝活動，我出面和唐杰忠等20多名相聲演員共同出資舉辦。我組織相聲界同仁多次舉行“相聲回歸劇場”的大型相聲晚會，火爆了冷落已久的相聲劇場；我還為相聲拍攝了12集《中國相聲一百年》的大型紀錄片，它包含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為了探討相聲藝術的不斷改革創新，我和梁左多次研究，反復論證，潛心創作并成功演出了大型相聲劇《明春曲》。此劇在國內外上演近百場，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

    為了使更多的觀眾了解相聲，近一兩年中，我先后到政法大學、公安大學、北京化工大學、國家審計署、文化部等單位做專題講座，通過講座，使人們了解了怎樣去聽相聲、欣賞相聲，使人們文化素養得到了提高。相聲界的同仁說我為相聲作了功德無量的事情，我認為我做了我分內的事。相聲演員不為相聲事業做事情，對得起誰呢？

    1978年我創作表演了相聲《如此照相》。這段相聲的成功，使我成了名人。從一個普通的演員，一下子成為了一個明星，從默默無聞到家喻戶曉。

    長期以來，我一直告誡自己，姜昆，你要把握住自己，你在還沒準備當一個明星的時候成為了明星，現在你應該考慮的是怎樣當好一個明星，當好一個有光彩的明星。我除了在自己年輕精力充沛的情況下，大量創作了相聲和完成了廣播電視的主持任務以外，我給自己訂下了“學做好明星，先要學做好人” 這樣一個標準。

    明星做好事，在社會上有影響，能夠帶動一大批群眾去效仿，也為樹立明星的形象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997年初，張家口地震，數萬的中小學生的教室倒塌了。中華慈善總會的會長閻明復同志親自打電話告訴我：“姜昆，張家口宣化地區現在是冰天雪地，孩子們沒有教室，沒有住地，現在我們緊急動員大家捐獻帳篷，一萬元一頂，希望你在文藝界的明星里宣傳動員一下，拜托啦！”我聽完了以后，馬上在春節晚會的現場寫了50張傳單，我報名捐兩萬元，請大家共同捐款。我把傳單分給了明星們，倪萍、馮鞏、侯耀文、黃宏、閻維文、彭麗媛、戴志誠等48名同志馬上響應，第二天一早都把錢送到了中華慈善總會。我們名演員，都是黨培養起來的，關鍵的時刻，我們都會聽從黨的召喚，社會的召喚。當然也有一些道德敗壞、金錢至上、缺乏公益責任的人，那是極少數的人，我敢說，99%的明星演員都是好樣的！

    我曾寫了一本書《笑面人生》。這本書一共發行了45萬冊，稿費不少，除去稅將近60萬元。幾次進藏演出，我看到那里的孩子上學的條件非常艱苦，就決定捐獻40萬元和我的朋友一起共同籌資110萬元在西藏的德龍堆慶縣建立“姜昆、黃小勇希望小學”。近年來，我幾乎每年都進藏。在我們捐獻的電腦室里，西藏少年兒童用他們的小手給我打出了“姜昆叔叔我們感謝你”的字樣，我看著眼圈都紅了。最近，我剛從西藏回來，我又為他們募集10臺電腦送去了。那里的領導告訴我這所學校已經成為重點學校了，那里的孩子已經有20多名考進了北京的西藏中學，聽到這一切我比什么都高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為救助北京百萬莊得小平同學得罕見的肝病，同倪萍、唐杰忠等人捐獻3萬多元；為大寨的白血病人睢萍同學向社會募集捐款6萬多元；與馮小剛、徐帆等人捐款解決100名西藏失學兒童上學；與姜文、趙薇等人為沈陽的受害女孩捐款12萬元；為上海的殘疾兒童捐款1萬5千元，為青海的聾啞兒童捐款3000元；為抗擊非典的醫務工作者，響應馮小剛、葛優、馮鞏等人的號召捐款上萬元！我覺得這是責任，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也經常為我做的這些事情感到欣慰。我也會把我認為的好事，做到底，做一輩子！

    2003年，我獲得了廣電總局授予我的先進工作者的光榮稱號，不過我還是要問自己一句：姜昆，你做了什么？你和這個稱號相符嗎？有了榮譽，千萬要謹慎，別讓人家指脊梁骨說你名不符實。

    我在藝術上還要繼續奮斗，我在做人上還要繼續努力，我要對得起黨和人民，對得起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的光榮稱號，對得起自己從事的相聲事業。一直到老，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