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熱映的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中，吳秀波以優雅內斂的海派形象，扮演了一位深陷困境、隱忍憂郁卻又沉穩體貼的醫生。幾乎與此同時，電視熒屏上又在熱播由他扮演的另一位醫生——俠醫程嬰的故事。他的程嬰既浸透了中國傳統儒家道德的仁愛與信義，又融和了現代社會對血緣道德的肯定和理解，堅韌痛苦又自為自在地承擔著一個卑微的普通人對正義與犧牲的那份責任。

　　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中樹立的是國際化的熟男偶像，在《趙氏孤兒案》中刻畫的則是具有傳統韻味的古代俠士，兩個訴求迥異的人物類型同時受到影視觀眾的歡迎，吳秀波的演技可見一斑。追溯早前他主演過的《相思樹》、《嫁衣》、《道可道》等電視劇作品，各類人物均烙下了他獨有的氣質特征，以至于吳秀波究竟是演誰像誰，還是演誰都是他自己，竟成為觀眾爭議的話題。

　　作為演員，吳秀波的特色是他善于發掘人物與生活之間的距離，然后自覺地把距離放大，讓內心體驗在這個空間輾轉騰挪。表面上看人物或者驕傲平靜，或者自在隨性，內里卻波濤暗涌，困境步步緊逼。他塑造的每個人物都面臨著自我指向與社會指向的分裂。他們往往心存童真、性格良善、情義至上，對天賦才華不以為意。不管從事什么職業、擁有什么技能，間諜（《黎明之前》）、狙擊手（《劍·諜》）、律師（《道可道》）、醫生（《心術》、《北京遇上西雅圖》、《趙氏孤兒案》）、廚子（《相思樹》），哪怕是小偷（《嫁衣》）等等，都達到高級技術控的水準。但因為聽從內心自由，他們的個人才華并不歸順于社會指向，他們無法變成環境（親朋好友及其價值取向）所要求他們成為的那種人，因此他們與他們的生活總是處于一種疏離的、模棱兩可的狀態。從吳秀波塑造的林林總總的人物中，總能或隱或現地看到一副吊兒郎當、嬉笑怒罵、頑劣沖動的樣子。

　　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這種自我指向與社會指向明顯相悖的人物形象特別突出。被邊緣化、事事促狹、處處碰壁、充滿悲情，對人物的這種把握使得吳秀波在表演的整體走向上有時會略顯任性，甚至有故意將人物降低的嫌疑。從《黎明之前》開始，吳秀波給人物的自我指向與社會指向找到了一個可以調和交互的平臺，從而讓他的人物更加從容、深刻，也更加有層次。如果說真實是人物存在的根本，那么在不同的社會訴求和個人訴求的相互牽扯中，演員如何穿透身份，將人物呈現得真實可信，就涉及影視表演的本體問題，哪些是演員的真我？還是真我的釋放原本在別處？

　　角色自我指向與社會指向存在矛盾，借此影視作品可以實現對人生態度的詰問，但如何塑造這樣的角色，卻對演員的演技提出了考驗。如果說吳秀波塑造的人物有共同特點的話，那就是他們總是以獨特的溫度給人非常真實的感覺，真實在于這個人物總是“生活在別處”，總是出離于他的背景環境，這種體驗恰恰是現代都市化生活帶給每個人的。相信隨著吳秀波演藝生活的歷練，這種對“生活于別處”的表現當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