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僅是語言，還是中華文明的土壤；發掘方言的語言資源軟實力，可以大大增強中華文化的魅力。

　　日前，兩件有關“滬語文藝”的事情引起了公眾廣泛關注——

　　“文”是文學：上海作家金宇澄用滬語寫作的《繁花》不但成為年度最上榜長篇小說，而且引起了“方言如何入小說”的熱議。《繁花》用滬語讀，味道甚濃，與其營造的上海氛圍十分合拍；可是用普通話讀，也同樣毫不費解，一路暢通。

　　“藝”是話劇：臺灣著名作家白先勇心中最重要的女人“尹雪艷”，在其誕生47年后首度從小說中走出來，活色生香地站在了上海舞臺上。此話劇名曰“滬語話劇”，即所有角色均操滬語演出。對白先勇而言，小說《永遠的尹雪艷》很重要；對上海來說，滬語話劇《永遠的尹雪艷》也很重要——因為它有效驗證了：就像“尹雪艷總也不老”（白先勇語）一樣，上海文化同樣不會老，只要氣候合適，這塊沃土就會長出奇花異樹，姿態迷人，春意濃濃。

　　高雅的話劇用世俗的方言演，會是什么效果？觀眾觀劇之后的結論是：不但無損高雅，反而更顯高雅。方言承載文化的魅力，假如老舍先生的《茶館》少了純正的老北京“京腔”，觀眾肯定會覺得“味兒不正”。同理，倘若《永遠的尹雪艷》不是滿臺蕩漾純熟軟糯的上海話，觀眾的迷戀度也不會如此高漲。抽離了與環境和人物配套的一地方言，臺上晃動的形象容易變得陌生與可疑。

　　對國語與方言的關系，胡適先生早就有論斷，他說：“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如英國語言雖漸漸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島之內至少有一百種方言，內中有幾種重要方言，如蘇格蘭文、愛爾蘭文、威爾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學。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后，有了標準，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學與他爭長，并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他新材料、新血脈。”這個論點是可以佐證的，無論是早先的“京味”老舍、“晉味”趙樹理，還是如今的“陜味”賈平凹、“滬味”金宇澄，他們都用文學實踐證明，“方言的文學”是一國優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魅力無限、不可取代的那部分。誠如語言學家所言，方言不僅是語言，還是中華文明的土壤；發掘方言的語言資源軟實力，可以大大增強中華文化的魅力。

　　曾經有一度，我們將“推廣普通話”推到了“與方言為敵”的程度。這種狹隘的語言觀與文化觀，對民族文化起到了“促退”作用，殊不可取。梁啟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曾經寫道，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可以說，語言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力量和文化模式——人們自幼習得了這種語言，也就把其中包含的文化觀念、文化價值、文化準則、文化習俗深深地融進了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之中。所以，語言所造成的文化差異很容易直接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之中，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今天重溫梁啟超先生的這番話很有必要，但愿“滬語文藝”的出現，有利于人們反思曾經的疏漏與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