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上映之前，我沒有去看影評，怕“被”先入為主。看完電影之后，才聽說“情色愛國主義”、“處女保衛戰”一類的“酷評”，聽上去很熱鬧很刺激，但我還是沒有主動搜索一讀的熱情。

　　我對看影評不起勁，已經不是一回兩回了，想想《色·戒》出來那會兒，我對那種“快評”還是挺熱衷的，不論是出于做雜志選題的角度，還是出于關心“文化研究”的角度，我都很留意“在消費社會中人們如何看待歷史，如何表現革命戰爭”這一類現象。這其實是典型的“文化批評“的立場：留意這一類話題，是想看看今天的人是什么精神狀態，具體到影視中，也就是處于影視生產和消費的鏈條中，人們如何再現和定位戰爭、革命、歷史、民族、國家、信仰……所有這些實體和非實體的龐大之物。也就是戴錦華經常引用的那句話，“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神話的時代”，重點是審視和判斷當下這個時代的思想狀況。但是，我越來越發現，這種批評中有一類時評，面目越來越像，篇幅越來越短，操作起來也似乎越來越容易。表現為命名的熱情空前高漲，標簽一個比一個耀眼刺目，但其中新鮮的發現越來越少，對于具體作品的細部分析越來越少，以至于有人對作品都不用細看，隨便瞅兩眼就能把文章寫出來（譬如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被網友指出，對《金陵十三釵》的劇情復述出了錯誤）。只見一個個現成的話語模式拋過來，諸如后殖民主義、國家主義、女性主義、歷史主義等各種主義——差不多所有20世紀的西方思想界、哲學界成果，都成了這個場域常用的套路——所謂“理論演武場”，好像吸收這些成果，就是為了將其變成一把一把小刀，專門用來撬開所有堅果的縫隙，專門用來找到“藝術話語”中的文化癥結，只要撬開了，找到了，評論就完成了。一種程式化的批評方式似乎就此成型，管你什么電影電視小說，觀看時的感受統統忽略不計，只要模式找準了，話語便自動繁殖出來——這包含著對“理論”本身的窄化和誤讀。“情色愛國主義”之類的詞，完全可以套用在《色·戒》或《風聲》，甚至《潛伏》上邊，貌似很尖銳，實則很老套。漸漸地，我對“酷評”越來越失去興趣了。“文化批評”在審視時代和社會的層面上，確實有意義有價值，但是過多過濫地操作，弊害就會表現出來，尤其是那種把批評簡化為“貼標簽”，一步就到位的批評——也就是“酷評”，往往對作品的豐富精神內涵下了簡單粗暴主觀的判斷。那種居高臨下的話語方式和機械化程序化的分析方式，對于有著自己獨到體驗的觀眾和認真負責的主創人員，缺少足夠的善意和尊重。所以，這類“棒殺”式的批評，注定會失去“殺傷力”。

　　想想吧，所謂評論的公信力就是這么消失的：你不能說這些評論不在理，某種層面上都在理，都對，但是你若是仔細看過這個電影，又覺得所有這些說法對得很沒勁，因為，它所說的大道理你只要去看相應的學術著作一樣能說出來，而這部電影給人的觸動、給人的獨一無二的體驗，那種暗自品味和咀嚼的深層的東西，卻被忽視了。作為觀眾，我們進入一個作品，首先是獲得體驗，其次才是意義——一種對于個人心靈的意義，評論不從這個體驗出發，而是一味地張揚一種生硬、冷漠的客觀，或是某種牽強的“義憤”（實則是利用酷評賺取眼球），再或者是以理論的名義做高頭講章，時間長了必定惹人生厭。不關注具體的情感體驗和審美體驗，不關心作品背后的人——作者，和作品面前的人——觀眾，這樣的評論又會得寵多久呢？

　　其實，面對一部有藝術追求的作品，需要的不只是從社會文化群體出發作出道德判斷，更需要總結其作為審美體驗的優長，和給予人心靈的感動。好的批評，要建立在一個客觀的尺度上，一種理性的立場上，更要建立在敏感細膩的審美感受力和一個真誠友善的心態上。只有這樣批評才能說到人心里去，才能有益有效，也只有這樣的批評，才能體現對藝術的建設性，體現對時代文化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