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制品首次出版3個月后，其他錄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條件，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近日國家版權局公布的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中的“第四十六條”，引發音樂界乃至社會各界強烈反應。一方面，諸多音樂界名人質疑該規定“變相鼓勵盜版”、“損害原創者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法律界等相關人士指出該規定有“加強了錄音制品的流通性”、“平衡了各方利益”等積極的一面。真相究竟如何？到底孰是孰非？記者就其中兩個焦點問題采訪了部分音樂界、唱片業、法律界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等方面人士。

　　焦點一：修改草案“鼓勵盜版”？

　　《著作權法》（修改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第四十六條中涉及的第四十八條對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已發表的作品必須符合的條件作了詳細規定，具體包括：“（一）在使用前向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申請備案；（二）在使用時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和作品出處；（三）在使用后一個月內按照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制定的標準向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使用費，同時報送使用作品的作品名稱、作者姓名和作品出處等相關信息。使用者申請法定許可備案的，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應在其官方網站公告備案信息。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將第一款所述使用費及時轉付給相關權利人，并建立作品使用情況查詢系統供權利人免費查詢作品使用情況和使用費支付情況。”而現行《著作權法》規定：“錄音錄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錄音錄像制品，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報酬。”同時，現行《著作權法》中有“著作權人聲明不許使用的不得使用”的規定，修改草案中則刪除了這一規定。據此，一些音樂人認為，草案將以自愿為原則的法定許可變成了強制性的法定許可，架空了著作權人的許可權。事實上，一首新歌在3個月內是難以家喻戶曉的，在這時不經版權人許可翻唱翻錄，只要歌手好制作好，影響就有可能超過原唱，這對創作者不公平，也將大大挫傷原創音樂者的積極性。農民工組合“旭日陽剛”在春晚上憑借搖滾歌手汪峰的歌曲《春天里》一炮而紅及此后二者之間的糾紛便是生動的例子。更有甚者認為，草案為現在網絡、唱片市場盜版猖獗又點了把火，并撕開了法律空隙，將造成嚴重后果。一些法律界和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方面人士則從別的角度給予了解讀。

　　盧建（中國音像協會唱片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北京海蝶音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音樂產業年產值300多個億，但存在嚴重的利益分配失衡問題，創作者獲利尚不足5%。在中國傳統唱片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就數字音樂而言，在中國，內容提供方與傳播方利益分成比例失衡狀況嚴重。按照國際標準，像日本、韓國，內容方獲利占到90%左右，歐美是70%，而中國內容方僅占2%到3%。面對這樣的利益分成比例，現在音樂人的生存狀況，簡直比農民工還窘迫。當下《著作權法》修改最應該保護的，應該是一直被忽略的弱勢群體——原創作者們。盡管有不少音樂人對于其作品被侵權成功打贏官司的案例，但音樂界普遍存在著“贏了也是輸”的現象，畢竟賠付的成本太低，這讓盜版侵權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因此，必須賦予權利人一種合法的保護，給原創一個更好地活著的理由。

　　李本進（江蘇玄博律師事務所律師）：結合其他條款總體來看，草案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加強了錄音制品的流通性，平衡了各方利益。但是對于作品的原創者來說，失去了其作品的壟斷地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重重打擊了原創作品的積極性。

　　劉平（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副總干事）：草案中取消了“著作權人聲明不許使用的不得使用”這一規定，代之以3個月的權利人原創作品保護期，這是基于多年來權利人個人聲明缺乏實際運作效力的現實狀況的一種回應。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這在中國著作權保護上不是新鮮事物，現行的《著作權法》里就有，它不是中國的獨特發明，而是國際通行慣例。目前該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機制和法律救濟機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對法定許可制度著重從這兩方面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增加了關于法定許可必須事先備案、及時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付酬和指明來源等義務的規定，如使用者不及時履行上述義務，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課以行政處罰。草案在技術上可以解決使用者即便使用原創作品也不付稿酬的現實，其實，這恰恰是強化著作權人保護意識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