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聞樂見”、“民族風格”、“中國氣派”

——從毛澤東詩詞看毛澤東的文化自信與自覺

毛澤東《十六字令》（二首） 朱向前書法作品

　　如果毛澤東寫新詩又會如何？毛澤東為什么鐘愛或者說選擇了格律詩詞這種古典形式？這是妙手偶得還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長期以來，毛澤東詩詞以史詩合一的史詩品格和天風海浪般的磅礴氣勢，光昌流麗的華美文辭以及瑰麗奇譎的浪漫想象等藝術風范，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以致他的敵人也為之折腰，風靡程度一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詩人詩作。如果說這種風靡當年還有很多非詩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話，那么，今天，毛澤東離開我們36年了，可他的詩詞還依然頻頻出現在舞臺、熒屏、教科書和文學作品乃至酒店、客廳、會議室、賓館大堂和億萬人民的口碑中。若以耳熟能詳的普及程度論，他的不少名篇警句仍然超過了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等代表作，基本上和“舉頭望明月”這樣的中華民族文化符號達到了同一級別。顯然，這就要歸功于毛澤東詩詞本身的藝術魅力了，這也是政治淡出、文化凸顯的一個結果。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淘洗，毛澤東詩詞中的上乘之作（我個人認為約20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作為晶瑩璀璨的浪花匯入了瑰麗壯闊的中華文化長河之中。問題是人們都自自然然接受了這樣一個現實，似乎天經地義，本該如此，卻忽略了反向思考，比如從來就少有人設想過，如果毛澤東寫新詩又會如何？毛澤東為什么鐘愛或者說選擇了格律詩詞這種古典形式？這是妙手偶得還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如所周知，新詩進入中國100年以來，給中國的詩歌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找到了新的資源，融入了新的元素，反映了新的生活，開出了新的生面。這100年，實際上也是新舊體詩暗中較勁和比賽的100年。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也在不停地此消彼長，但它們之間孰優孰劣，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時間都采取了不爭論主義，各寫各的，只做不說。毛澤東作為大國領袖，以他的襟懷、氣度、魄力和眼光，對各種文化自然是兼容并包，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具體在新舊體詩的問題上，他老人家倒是終其一生鐘情于古典詩詞，并且身體力行，成就了中國古典詩詞在20世紀的最后一座高峰，而且還在上個世紀50年代集中思考并三次公開發表了他支持古典詩詞的看法。這顯然是不同尋常的，耐人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