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里有一種多年生的灌木，株高一般僅兩米左右，而它們的主根則可以鉆到沙土里三米多深，水平根可伸展到二三十米以外。自然條件越惡劣，它的根扎得越深越牢。一群來自農村的作家，他們對文學的追求，使其精神之根牢牢地扎在了生長的土地上。也許枝還不夠繁，葉也不夠密，卻為那片土地裝點了文化的綠意，并且還將堅強地把根扎下去，把種子播撒開。

　　在湖北，就有這樣一批農民作家，他們熱愛文學，癡迷寫作。無論社會如何變化，也無論觀念如何新舊交替，這些農民作家都不肯放棄對文學的熱情。為了寫作，有人甚至賣了房子賣了牛，寫下的廢稿紙摞起來比人還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滿、兒女吵鬧，他們都絕不回頭。最初知道這些情況，著名作家方方很驚訝，她覺得不可理喻。在一些場合，方方甚至還力勸這些鄉村的作家最好還是先顧及生活。

　　但后來有人對方方說：農民作家有自己的想法。他們認為自己雖然貧窮，但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需要，應該同有錢人一樣，他們愿意這樣生活。

　　愿意這樣生活的，還有遠在中國西北西海固的一群文學愛好者。狹義上的“西海固”指西吉、海原、固原三縣，廣義上的“西海固”指被稱為“苦甲天下”的寧夏南部干旱山區。在連手機信號都沒有的西吉新營鄉廟兒岔村，有一位雙腿殘疾的農民王雪怡，在炕頭上堅持寫作20多年，被譽為寧夏的“史鐵生”；固原黃鐸堡鄉的殷高，莊稼歉收了，春節時給孩子買不起兩串鞭炮，但仍然堅持寫作；還有袁志學，他也是個農民，農耕之余，筆耕不輟，寫出半人高的一摞手稿……

　　在北京順義，在吉林長春，還有很多這樣的基層文學愛好者，他們默默地創作著，不求聞達，不為謀生，只為寫出心中那憋悶已久的東西，有希望共享的喜悅，有不為人知的憂傷，不經意間，他們用細微的筆觸甚至是有些粗礪的語言，寫下了很少被人關注的角落，記錄了時代的變遷。

　　正如評論家孟繁華所說，談到農民作家時，我們會講出許多關于農民、業余作家如何不容易、如何艱難坎坷的話，這里隱含的同情甚至憐憫，卻與一個作家的創作沒有關系，這里隱含著一個沒做宣告的設定——“承認的政治”，或者說作家是一個更高級的階層或群體，這些農民作家現在還沒有進入這個階層或群體，還沒有獲得“承認”。但是，在孟繁華看來，這些農民作家的作品，即使與專業作家以同樣的文學標準來衡量，有些依然是優秀的。

　　因此，更公正的說法或許應是來自農村的作家、來自打工群體的作家。這些作家也不一定就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或傳奇，只是在默默地堅守著自己的文學理想，他們的寫作和他們的人一樣樸實、平凡。

　　這平凡的一點，足以使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