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民間調查顯示，廣州已有三四千個老地名在城市變遷中流失了。文史專家黃淼章呼吁，盡快開展老地名普查，建立老地名名錄，出臺保護老地名細則，以拯救羊城的歷史記憶。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姚卓勻痛惜，城市發(fā)展過程中的大拆大建，使得不少老地名已不復存在，“這些老地名可都蘊含著上海的歷史軌跡和文化傳承。”

　　有的地名“老”了，鏟土機轟鳴，不容商量將其“葬送”；有的地名“舊”了，往往被視為“不吉利”而被迫“下崗”；有的地名一“誕生”，就扮演著“狐假虎威”的故事……

　　地名，變得傷痕累累。

　　“某些傳統(tǒng)地名，甚至就是一部長篇小說” 

　　攝影家張祖道今年91歲高齡了，他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曾是一名記者，喜歡在北京城區(qū)轉悠，有些地名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腦海里。例如，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條趙登禹路，那是紀念盧溝橋保衛(wèi)戰(zhàn)中壯烈殉國的民族英雄趙登禹。另外，宣武門內有一條佟麟閣路，也是為了紀念抗日將領佟麟閣。張祖道說：“這些地名都是鮮活的歷史，很沉重，在告訴我們歷史并沒有走遠。”

　　聯(lián)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曾經(jīng)明確提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chǎn)。”在青年作家付秀瑩看來，地名不僅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符號，更包含了豐富的文化、歷史、政治、經(jīng)濟等內涵，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她表示：“有時候，毫不夸張地說，某些傳統(tǒng)地名，甚至就是一部長篇小說。”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長許啟大曾和同事一道撰文指出，地名隨著人類語言的產(chǎn)生而產(chǎn)生，伴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不斷豐富、完善。人們不僅將自己的美好愿望融入地名中，而且將自然景觀、人文特色等以地名的形式鐫刻進歷史記憶中。他表示，我國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也通過地名得以傳承、發(fā)揚。例如，看到“納木錯”、“扎加藏布”、“娘曲”就知道是藏語地名。

　　“要改，可以，但是要講個道理，而且不要講歪理” 

　　也有一些人往往無法跟地名“和諧相處”。

　　河北省民俗文化協(xié)會會長、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袁學駿袁學駿認為，傳統(tǒng)地名經(jīng)歷過歷史、文化的積淀，與民風民俗、百姓心理緊密相連。就日常生活而言，地名一旦固定下來，讓老百姓好找，好查詢。倘若采取行政手段，突然之間讓這些地名消失了，或者改得“四不像”，這就等于把根切斷了，讓當?shù)鼐用癫皇娣瑑刃碾y以接受，“地名都帶著情感的溫度，你就是要重新‘另起爐灶’，而且這個‘爐灶’還不如以前的，情感的溫度自然就涼了下來。甚至讓老百姓有逆反心理，你改地名跟他們沒有關系，他們的嘴邊經(jīng)常說的還是之前的名字。”

　　張祖道認為，凡事不能“一刀切”，不能簡單地把傳統(tǒng)地名視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改不得。關鍵是怎么改，“要改，可以，但是要講個道理，而且不要講歪理”。

　　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一些地方熱衷于更改地名，理由恰恰都是歪理。例如，河北省完縣原為金代所置完州，以“山川完美、堅固”之意而得名，但曾經(jīng)因為有外商認為“完”是“完蛋”之意，而更名順平縣。江西鄱陽縣一度僅僅為了簡化書寫方便，而改為波陽縣，致使“鄱陽”這一有著專指功能的語意頓時“風飄云散”。后來忍不住又“折騰”了一回，恢復了鄱陽縣的稱謂。

　　“沒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名字上想跟外國接近，很幼稚，沒意思” 

　　張祖道覺得自己被時代拋棄了，“現(xiàn)在出門，眼前一抹黑，好多都是洋的東西，也不懂是什么意思，跟我的記憶對不上。”他認為，盡管地名不是“老虎的屁股”，但也沒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名字上想跟外國接近，感覺這樣才顯得有派頭，“很幼稚，沒意思”。

　　付秀瑩說，地名洋化、西化，是對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漠視和傷害，也是文化不自信和不自覺的一種特定的表現(xiàn)。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原所長劉保全曾經(jīng)表示，在我國城市地名的命名中出現(xiàn)了盲目崇洋和照搬外國文化模式的傾向，如一些商品住宅區(qū)和大型建筑物的命名中出現(xiàn)了一種歐化、洋化傾向，完全丟棄了對中華優(yōu)秀地名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劉保全說，有必要大力傳承中華傳統(tǒng)地名文化，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理念引導地名命名更名活動，并積極應對世界多邊思想文化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