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青春”還是“偽理想”(文化圓桌)

“大數據”時代的“小時代”數據

　　由青春文學作家郭敬明編劇、導演的電影《小時代》以上映首日45％的排片占比，以及兩天過億、三天過兩億、六天過三億的票房速度，位居內地電影的前三位。以“90后”為主體、數量龐大的郭敬明粉絲與眾多業內人士，構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從電影本身到引發的熱烈爭辯，讓《小時代》成為中國電影產業的一個特殊案例。

　　在全球電影觀眾趨向“低齡化”的背景下，青年觀眾無疑會成為未來中國電影的主力觀眾。這樣的受眾勢必會影響到電影的創作趨向，他們的觀影需求值得關注、引導。我們刊登三篇立場不同的文章，對“大數據”時代的“小時代”現象進行辨析，希望有關電影的討論能夠回歸理性，回歸不斷開放包容的中國電影的“大時代”。

　　——編  者

　　《小時代》的生存之道

　　劉  陽

　　2012年底，樂視影業總裁張昭在接受采訪時談起未來幾年的打算：“我們現在要做的，簡單地說就是互聯網時代的電影。”

　　那時候我還不能完全了解什么是“互聯網時代的電影”，交互和分享，還僅僅是一個概念。

　　2013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2013年《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稱，截至2012年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5.64億人，青少年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絕對主體和最活躍的用戶。與這些現象并行的是，美國人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所著《大數據時代》一書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大數據”討論熱潮，大數據成為人們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礎和依據。

　　依據《大數據時代》所說的思維邏輯——“大數據”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小時代》就是“互聯網時代的電影”。它的故事發生在互聯網時代的主要用戶群中，它在上映前就在網絡上引發大討論，而它的目標受眾正是這些大討論、點擊率和數據流最主要的制造者——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在對這些數據進行充分分析的基礎上，《小時代》獲得了最精準的市場定位和制作、營銷策略，這使它有效地避免了許多電影在面對市場時“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荒腔走板。或者說，它的生產制作和營銷推廣流程從一開始就是與絕大多數國產影片的做法倒置的，貫穿其中的理念也是與許多電影相左的，它活靈活現地演繹了一部電影在“大數據時代”的生存之道。

　　當然，就藝術而言，《小時代》確實存在許多問題和不足，關于它的爭論也還在繼續。這是電影市場越來越大，分眾市場開始出現的好苗頭。《小時代》更大的意義，是它對電影市場的開掘和試水，對電影生產推廣方式的新的探索。

　　“互聯網時代的電影”是什么？它不是僅屬于青少年的電影，不是僅依靠網絡傳播推廣的電影，它是以大量數據為基礎、對觀眾需求進行深入分析后生產和推廣的電影，是以市場為目標進行一切開發行為的電影。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妨將它命名為“大數據時代的電影”——以來自觀眾和市場的數據為依據，它提供了一種尊重觀眾、尊重市場的操作范式，從而將電影作為“大眾藝術”的本質得到切實的彰顯。

　　《小時代》讓我們明白，“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尊重觀眾，才能適者生存。

　　“炫”，九零后的青春表達

　　李智勇

　　贊美郭敬明是一件有風險的事，但是，我還是要肯定電影《小時代》。

　　不錯。它故事浮夸、造境虛假，感情觀膚淺、極端，對青春的認識一點也不深刻，但是，它在記錄、書寫、表達一種獨特的青春形態，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陽光不同，和《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糾結不同，和王蒙的《青春萬歲》、楊沫的《青春之歌》更不同。

　　姑且稱之為“炫青春”。這是人類進入到消費時代，都市青少年掌握了一定的物質支配能力之后，在消費欲望、個體意識崛起、青春騷動的混合驅使下，展現出的青春形態。

　　何為“炫青春”？電影中借專欄作家的演講點出來：世界是個浩渺的宇宙，我們是發出微弱的光的小星球。發光者，炫也。把自己的青春展現出來、表演出來、燃燒出來，把自己的個性喊出來！

　　酷和炫，是這青春形態的一對鏡像。炫是特別沖擊性的展示，酷是以消解展示的方式、同樣沖擊性的展示。

　　用這種眼光看《小時代》，才能讀懂：在都市中心純用玻璃搭建出一座大房子，到處都是名牌走秀，帶著墨鏡的保鏢烘托出又帥又酷的老板……這些“大叔”們覺得幼稚、淺薄的構造，為何能打動少年的心，讓他們熱血沸騰。因為電影中，郭敬明給他了解的人群量身打造了他們理解甚至渴望的夢，這個夢，炫極了。這時候，一切浮夸、做作、淺薄似乎變成了可以接受的。

　　這種炫青春有沒有問題？有問題。正視物欲，難免陷入拜物教；追求當下燃燒，忽略燃料沉積，其焰必弱……但是，青春心態也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他們對炫青春的擁戴，用淺顯的道德說教都無法消弭。我們只有用歷史研究者“理解之同情”之法進乎其中，尊重少年的心理，跟著游，才能想辦法給我們的炫子弟暗暗遞上一些不炫、但關乎深遠的養料。但這是下一步的事。第一步，是要挖掘炫的正價值，試著去欣賞“想唱就唱，我最閃亮”哲學。

　　商業包裝的偽理想

　　任姍姍

　　電影在中國，常會遭遇意義的“超載”。泛政治化、泛藝術化、泛商業化都會給中國電影帶來不能承受之輕。正被熱議的電影《小時代》，便是一例新的“超載”。

　　不管票房如何狂飆突進、生意人和粉絲如何歡呼雀躍，單以藝術的標準來評判，《小時代》的硬傷是無法回避的：故事不完整，人物性格標簽化，那些被柔光鏡過濾后的生活如此地不接地氣，更要命的是在物質崇拜下電影肆意地揮灑消費符號。借用張愛玲被引用過度的一句話來形容，整部電影“就像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

　　簡單站隊、粗暴討伐顯然偏離了評論的本質，但是理解不等于過分寬容甚至放縱。一哄而上地捧殺或者棒殺，足夠酣暢淋漓，然后呢？對于電影、觀眾乃至包容多元的文藝創作、文藝批評環境而言，都于事無補。所以，關于上一段的評價，我要重申“藝術”標準。因為，《小時代》所呈現的是一個網絡媒介與消費社會共謀之下的文化多面體，它顯然不是故事主導的電影，也不是單純的導演主導或明星主導的電影，藝術不過是很多面中的一面，電影不過是包裹商業野心的一個炫目的外殼。對它來說，消費訴求遠遠大于文化表達。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小時代》也非石頭縫里蹦出來。盡管這是郭敬明的第一部導演作品，但當他選擇用影像語言重構這一暢銷青春文學時，就注定指向今天。就像當年很多文學評論家面對銷量過百萬冊的《小時代1.0折紙時代》所評價的：“圖書銷量并不代表作品質量和文學含量”。放在電影里，這同樣是一句真理，“票房當然不代表影片質量和藝術含量”。

　　但很多觀眾還是買賬。因為《小時代》給了他們現實中喜歡或者追求的東西——華服、秀場、跑車、奢侈品以及不被束縛的自由叛逆。因而電影從一開始就是為這些消費者量身打造的。至于其他，根本不在討好之列。因為這些觀眾大多屬于青少年，電影才會引發關于價值觀誤導的爭議。一部電影真能毀掉青年的價值觀嗎？假如，我們放眼望去，用瀏覽代替閱讀，用拼貼代替敘事，用傳播代替創作，用虛浮代替責任，用商業代替文化……幾乎蔓延成這個時代的通病。《小時代》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個，它放大了吸引眼球的商業元素，而躲避了青年偶像的責任擔當。《小時代》當然會成為一個經典的商業案例，但這又何嘗不是對電影的另一種背負危險元素的超載？我的擔心是，脫去了那件綴滿所謂“理想、個性”的華麗外衣，《小時代》的“貼地飛行”能持續多久？隨著粉絲們長大成人，“小時代”與粉絲的“喂養”關系還能持續多久？

　　中國電影產業的井噴，中國電影與世界文化的交融，必然帶來生產方式、話語表達的轉變。《小時代》走在了風口浪尖，它所引發的社會現象，值得我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