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稱，全民閱讀立法已列入2013年國家立法工作計劃，目前已草擬《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初稿，爭取在今年年底形成較成熟方案提交國務院法制辦。消息一出，立刻有網友調侃說：“以后不讀書或讀書少就是違法行為了。”這當然是玩笑話。這部以部門條例出現的法規所要規范的主要是政府及相關機構在全民閱讀中的責任與義務，不太可能對個人的閱讀行為做出規定——閱讀畢竟是個人的自由。

　　有觀點認為，以立法的形式推進全民閱讀既體現了政府對閱讀問題的高度重視，也是世界通行做法，并舉出美國的《卓越閱讀法》、《不讓一個孩子落后法案》，日本的《關于推進兒童讀書活動的法律》，韓國的《讀書振興法》、《讀書文化振興法》等，證明“越是發達國家，越重視閱讀問題”。此說固然不錯，但立法與法律的實施效果是兩回事。如果立法能解決閱讀問題，閱讀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就這些國外的有關閱讀的法律而言，有兩個問題似乎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第一，這些法案絕大多數是由教育部門提出的，其對策針對的也是該國教育現狀；第二，這些法案大部分是針對兒童和青少年閱讀問題的。正因如此，這些法案在實際執行中，由于有教育部門負責落實，有明確的工作對象，有可量化的指標作為評估標準，有資金保障，所以取得了一定成效。

　　人人皆知，閱讀習慣必須從小培養，學校教育是培養孩子閱讀習慣和閱讀能力的首要途徑。但在目前應試教育仍占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老師和家長普遍視孩子看課外書為不務正業，學校教育不但不能培養閱讀興趣，反倒敗壞了孩子對閱讀的渴望。有多少孩子在畢業以后就不再看書？每年畢業季有多少初中高中學生以撕書作為發泄？如果《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不能對教育領域的閱讀做有針對性的規定，又如何保障從小培養閱讀習慣能落到實處？顯然，在現有的管理體制下，教育問題歸教育部門主管。這就不能不讓人對《條例》的實際效果打個問號了。

　　保障公民的閱讀權利是政府的責任。實事求是地說，近些年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門為推廣全民閱讀做了大量工作，至少在與閱讀相關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是不遺余力的。目前全國基本實現縣縣有圖書館、村村有文化站，農家書屋也已實現全覆蓋。在許多地方，現代化的閱覽室里各種最新圖書一應俱全，免費使用，但利用率并不高。基層文化設施里最受歡迎的是棋牌室、舞蹈室和健身房，常常人滿為患、熱鬧非凡，而圖書閱覽室則普遍冷冷清清、門可羅雀。在北方某地的一座耗資550萬元的現代化文化站里，我親眼見到慈善機構捐贈的圖書整包堆在地上尚未開封，偌大的閱覽室里一個讀者也沒有。如果這些耗費巨資的文化惠民工程充分發揮作用，中國人的閱讀率絕不會是現在的每年4本書。說到底，讀不讀書是個人的選擇，如果閱讀在生活的諸多選項中排名靠后，政府和社會再怎么提倡和鼓勵，個人無動于衷，還是于事無補。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要通過立法來強化政府的責任，就值得商榷了。

　　可以肯定，立法有助于解決閱讀資源不足和分布不均衡的問題，但顯然，解決中國的全民閱讀問題不能僅靠一部條例。國內外的實踐已經證明，提升成年人的閱讀率極難，閱讀只有從娃娃抓起才是根本之策。只有閱讀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優先于其他選擇的選擇，閱讀大國才會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