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無罪，但文化若只剩下平庸的東西，就很危險。”著名作家王蒙近日現身上海戲劇學院“曲學講堂”，為全國青年戲曲音樂家開了一場題為“當代文化生活的繁榮和困惑”的講座。

　　王蒙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也包括文藝生活，有了太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有時能夠注意到，有時甚至毫無察覺。創作的包容化、內容的海量化和傳播的便捷化，使得傳播和市場在文藝在生活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點擊率高、票房高、銷量好，在大眾中的影響就大，如今大家都非常重視這個東西，我們的文化生活正逐步走向大眾化、民主化和消費化。王蒙認為，這種變化不可阻擋。但在這個潮流趨勢中，確實也有一種令人憂心忡忡的東西。今天我們應該追求什么樣的文藝生態，追求什么樣的文藝生活和文藝成果，都值得深思。

　　高端可能被平庸淹沒

　　王蒙說，自己和其他一些作家常常被問及一個問題：為什么現在很難出現像魯迅、茅盾這樣的好作家了？這讓他很反感。他反問提問者：你看現在的小說了嗎？答：沒看。那沒看你怎么知道不好呢？答：就是不好才不看。于是王蒙無語了。這是個無解的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不過王蒙認為，其實這與現在文學領域百花齊放、空前繁榮有很大關系。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間，全國出版的新的長篇小說200種，那時的書大家很容易接受，隨便一本書就能賣到50萬冊乃至幾百萬冊。可現在呢，每年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就有兩三千本，加上網絡上的，現在長篇小說猶如泉涌，每年有五六千本之多。但數量和質量極不平衡。王蒙說，有時一個人會產生困惑，就是在海量的作品當中，是不是應該追求其中能夠出現大家、出現經典、出現巨著、出現紀念碑、出現高峰。我們根本不可能排除，也不需要排除快餐式的文化，但是我們又在期待大作、期待高深。

　　王蒙認為，大眾化的確需要，但總結一個時期歷史成果主要是看高不看低，比如說到唐詩會談李白、杜甫、王維，一般人講唐詩，很難講得出30個以上的大詩人。戲曲也是一樣。當我們說到一個時代的戲曲成就時，指的也都是那個時代最拔尖的藝術家。“今天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危險，那就是高端的東西有可能被淹沒在平庸的東西里。平庸無罪，但是只剩下平庸的東西就很危險了。”王蒙表示，如果一個國家沒有高雅文化，只剩下通俗和娛樂，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腳的。即使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全球第一，但在文化上能不能獲得別人的尊敬呢？蘿卜白菜各有所愛是可以的，但得有尖端的代表性。文化既要貼近生活，又必須有高端性。所以，我們除了要有給人撓癢、逗人笑的東西，更要有能提高整個社會精神品位和素質的作品。這才是文化的實力所在。因此，不管庸俗的、平庸的，乃至于低俗的東西，它的勢力多么強大，不管無厘頭的、空虛的、碎片化的、快餐式的文藝作品怎樣泛濫，社會都要有一種引領的正能量，要有一種學術的責任心和藝術的使命感。

　　觸屏時代缺少專業負責的聲音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對現在的文化現象缺少一套能夠分析得清清楚楚的理論。”王蒙認為，生活在這樣一個傳媒時代，有人說這是觸屏時代，一只市場看不見的手起著巨大作用的時代。這種情況下，怎樣更好地取得質與量的平衡、外來文化和民族瑰寶之間的平衡，群眾化的、大眾化的文藝活動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藝創作平衡？王蒙有一個想法:除去銷量、點擊數、票房以外，還需要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學術和藝術水準的、有專業水平的文藝的評估力量、評估體系。

　　王蒙直言，現在連學術都和紅包有關系。“我們缺少一種專家的聲音，缺少對藝術負責、對學術負責、對文學負責、對專業負責的精神。”王蒙舉例說，“我到過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市委書記請我吃飯，告訴我他們現在搞文化建設，搞旅游，方針就是先造謠、后造廟。什么叫先造謠？它得有爭論。一個文化名人出生在哪里先不追究，而是打著旗號批出幾百畝地來蓋紀念堂，其實這個所謂的紀念館有半畝地就夠了，其他地方留作他用。再下來就是把專家全家請來，住上當地最好的賓館，參觀考察有關的資料，頓頓都有大閘蟹，臨走還有厚度不等的紅包，有半個月就拿下來了。很快這些學者就會給出據考證某某文化名人就是這里出生的言論。”

　　“一個成功的媒體、一個成功的學者、一個成功的專家，他一定要在社會上發出自己響亮的聲音，這個聲音要足夠誠懇、嚴肅，與紅包毫無關系。他面對的是藝術、是學術、是歷史，他要敢于發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聲音，這樣的話才行。”王蒙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