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致盛宣懷手札及信封 資料照片

顧炎武詩札（附阮元跋）資料照片

　　漢樂府民歌有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喜歡用信件溝通情感的中國人，很早就創(chuàng)造出了成熟的書信文化。

　　日前，“一紙飛鴻——上海圖書館藏尺牘文獻精品展”在上海圖書館開幕，共展出明清至當代106位名家和1個社團的尺牘原件117件，同時陳列尺牘文獻14件，包括宋拓珍本名帖、宋刻善本等珍稀文獻。

　　另一種歷史 

　　“尺牘”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漢代。“牘”是書寫用的木片，造紙術(shù)發(fā)明以前，古人常用一尺長的木牘寫信，“尺牘”因此成為書信的代名詞。

　　“尺牘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文本形態(tài)之一，也是最具社會性的文本創(chuàng)作形式。”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說，上海圖書館收藏尺牘文獻數(shù)量眾多，僅明清至當代尺牘原件就有13萬余通。館藏刻帖、古籍等文獻中保存的尺牘更是浩如煙海。

　　此次展出的部分豐潤張氏家藏尺牘備受關(guān)注。這批尺牘系2013年由晚清名臣張佩綸后人張恭慶、張怡、張恭慈及其家屬無償捐贈給上海圖書館，計100冊4700余通，初步統(tǒng)計涉及39人，內(nèi)容關(guān)涉晚清政治、外交、軍事等諸多方面。

　　“一般來說，書信保存不易，尤其是涉密的書信，能傳存下來的，總是鳳毛麟角，往往成為后世研究前事的重要佐證，其史料價值遠遠高于野史筆記，甚至能彌補官方檔案的不足，解開歷史之謎。”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上海工藝美術(shù)職業(yè)學院院長姜鳴說。

　　這些年，近代書信的發(fā)掘，成為收藏界和學術(shù)界共同的興趣和新亮點。豐潤張氏家藏尺牘的整理研究無疑令人興奮。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梁穎告訴記者，這批尺牘包含了張佩綸、李鴻章、于式枚等數(shù)十人來往信札，揭示了晚清政壇的大量內(nèi)幕，是研究近代歷史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是保存極為完整的張佩綸、李鴻章往來書札。這批信件始于清光緒初年，直至庚子國變后議和期間，皆按時序交錯排列裝冊，相關(guān)時政的討論過程一目了然，這在所有傳世尺牘中絕無僅有。

　　縮微的社會 

　　寫信時怎樣具禮、稱謂、祝頌、署名都有講究，其中透出的信息耐人尋味。

　　上海圖書館藏的盛宣懷檔案包括其與孫中山、李鴻章等人的大量來往信函。細心的觀眾會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tǒng)、后來自封皇帝的袁世凱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位置上寫給他的“冤家”同僚盛宣懷的信，用了3種不同稱呼：老伯、大哥、仁兄，堪稱檔案實錄的“官場現(xiàn)形記”。

　　清初曲阜顏氏所藏《顏氏家藏尺牘》保存了顧炎武、朱彝尊等眾多清初名人的手札原跡，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如顧炎武尺牘、詩札中，詳細講述了《忠節(jié)錄》文字獄始末，對研究顧氏生平及清初歷史頗有參考價值。

　　承載書信的載體也蘊含大量社會文化的信息。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王宏介紹，從盛宣懷檔案所存完整的信封上，可以看到其時信件的4種傳遞機構(gòu)。一是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傳統(tǒng)郵驛。到了晚清，只有官員之間才能用此法來傳遞信件，信必須放在木刻藍印官銜的大公封袋里。二是明永樂時由寧波商人首創(chuàng)的民信局，它是一種由私人寄遞信件的營利機構(gòu)。三是晚清時期出現(xiàn)的文報局。光緒二年（1876年），成立了專管傳遞駐外機構(gòu)與國內(nèi)來往公文業(yè)務(wù)的文報局。四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開辦的大清郵政官局，可寄普通信和掛號信。

　　信手的意趣 

　　尺牘之美，還在于文學性和藝術(shù)性。“其文字長者累數(shù)百言，短者單辭片語，或述事闡幽，或宣情吐臆，粗而名象，精而幾微。至于其書法，信手寫來，自然天成，氣韻生動，姿態(tài)萬狀。”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陳先行說。

　　讀其文，覽其書，賞其箋，尺牘“信手任心，謔浪笑傲，無所不可”，從中亦可見書法藝術(shù)和雕版刻印技藝的發(fā)展。此次展出的尺牘中，難得一見的書法和形制多樣的箋紙讓觀眾大飽眼福。如《顏氏家藏尺牘》中清人李鴻霔手札用蓮瓣形箋，清人譚之遂手札用手繪彩箋，清人王韜手札則寫于名刺之上。

　　此次展覽，除了明清尺牘、檔案中的尺牘，近代文人書信也十分引人關(guān)注。如一封《十老營救被捕學生函稿》，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對時局的關(guān)注。1947年6月，為營救上海各校被捕學生，由陳敬第（叔通）、張元濟出面，起草了致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上海警察局局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宣鐵吾的函稿。

　　尺牘之美，在于其所涉廣、翰藻妙、書藝精，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永翔說：“斯三美者，有一于此，即是奇珍，況三者咸具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