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美德對我們今天的思想行為方式還有沒有規范意義？答案是肯定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使中華美德得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具有當代的價值和意義。

　　歷史學家錢穆指出：“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今天，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不僅需要這種溫情與敬意，更需要認真梳理總結，擷英取精，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傳統美德成為時代精神的重要組成元素，澄清思想，端正言行，促進社會和諧。

　　中國文化的精髓是尚“德”。以德為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精髓。對人才，要求德才兼備；對生活，不忘忠厚傳家；就是對封建君王，也以天下“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為警誡。中國傳統文化中，不論是修身、修心，還是養性、尚法，無不以道德水準作為人與事的首要判斷標準，形成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明是非、知廉恥、重名節、識大體的處世哲學和思想基礎。

　　道德更多地作用于私人生活領域，更多地取決于個人意向，因而也更為真實、更為直接地體現于生活之中。而個人的價值取向必將形成整個社會的思想基礎、行為風尚和理想信念。事實證明，德字當先，人格鮮明，正義的力量就會彰顯，民族的精神就會高揚。“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相反，在道德淪喪、利令智昏之際，一切就都是污穢混亂的。

　　老人倒下該不該扶？如何看待考試作弊？散落的橘子該不該被哄搶？這些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一再出現，顯示出轉型期社會的道德病，已到非治不可的地步。讀兩本“厚黑學”、建幾處仿古地標之類“玩玩”中國元素的做法，絕不是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在建設富強國家、公平社會和美好生活的今天，道德建設應放在重要位置。挖掘傳統，繼承精華，創新發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面對大量的、不同形態的傳統文化積淀，我們必須加以分辯，宣明主旨，披沙揀金，擇其善者而從。重視道德建設和個人修養，正是傳統文化的主流，也是我們今天最應該繼承、發揚的。

　　要實現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須認真研究人的需要和自然、社會的發展規律，努力做到以理服人。

　　以理服人，不能光講大道理。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說，科技創新中的問題“需要我們以改革的精神、務實的態度去解決”，實現道德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同樣如此。在利益訴求復雜化的今天，在權力被關進籠子的過程中，一些人、一些部門原來的“奶酪”必然被切掉，這是社會的進步，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有些原先的“教育者”，如今必須首先檢視自身，必須經得起媒體的監督，必須融入群眾中，才能做好工作，才能有說服力。中央“八項規定”以后，原來高高在上的茅臺酒風光不再。中央下發要求領導干部帶頭禁煙的通知后，有人預言，在腐敗案件中頻頻現身的“中華”煙將可能成為“第二個茅臺”。“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樣的嘆息少一點，文化才能多一些，美德才有成長的土壤。

　　馬克思指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回答、解決重大問題的態度和程度，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這個國家進步的幅度和力度。習近平同志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自身過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是不言自明的服人之理。

　　中國傳統向來重視文的作用，所謂“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文，最初的意思是花紋、色彩，起裝飾作用，后泛指文章、文藝、文化。好看、好聽、好玩的東西未必真有價值。作家王蒙認為，面對林林總總的文化產品時，應當有所關注，有所憂思，有所驅動，有所堅持，有所不取。中國歷史上，擅文者極多，文過飾非、阿諛取榮者亦多。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唐玄宗都在這上面吃了苦頭。對此，“不取”才是正確的態度。

　　文的價值，不在悅人耳目，而在秉筆直書。司馬遷概括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讓傳統美德成為當代文化中具有活力、色彩鮮明的新鮮元素，我們就必須保持頭腦冷靜，善于提出問題，勇于接受批評，努力做到以文服人而不是為文所服。

　　中華文化具有自己的獨特魅力。琴棋書畫怡人心性，杏花春雨舒人情懷，茶酒歌詩、玉玩珍饌，不一而足。但中華文化和它所培養的傳統美德絕不是堆堆錦灰，了供清雅，更不能以此為貪奢享樂的曲譜、逢迎博寵的字典。它的真正意義在于增強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在于強素質、富人民、興國家，在于促進文化的開放進步和人格的逐步提升，在于對世界更大的貢獻和感召。

　　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傳統美德，是我們的迫切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