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礎，又稱為柱頂石、磉盤，其功能有三：荷載傳遞、防潮和裝飾作用。柱礎雖然是柱子的附屬構件，但在外形上卻是獨立的。柱礎由于很接近人們的視線，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構件，成為工匠們施展技藝的好地方，于是就有了隨時代而變化的多種形制和雕飾，成為我國石雕藝術的一大門類。

　　在廣東東南沿海即今惠州惠東、惠陽和深圳龍崗一帶是全國唯一一處沿海客家地區。在該地區分布著數以百計規模大小不一、建筑年代不同、形式多樣的客家圍屋。這些客家圍屋多建于清代，是粵東北客家自明末清初始遷入這一地區之后興建的，是客家核心地域建筑文化在形成之后向外播遷發展的一個典型。

　　本地區客家圍屋內柱礎的制作材料均是采用花崗巖，其外形由上而下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柱質、礎身、礎座（圖1）。本地區客家圍屋內柱礎使用位置主要位于圍屋核心位置祠堂內中堂大木梁架檐柱和金柱處、單開間中上堂欄桿罩處和中下堂屏門處。柱礎的形式豐富多樣，但這些形式多樣的柱礎基本都是某種形式的細節變化。這些柱礎大致分為鼓式、瓜楞式、四方式、花瓶式四種主要形式（圖2-圖5），其中花瓶式又可細分為圓形花瓶、四方花瓶和八角花瓶三種。

　　根據實地探勘，清代以來，柱礎的形式表現出較突出的時代特征。為縷析其發展變化規律，筆者將各時期圍屋內柱礎形式按年代進行了分類統計。

　　經過對各時期圍屋內柱礎進行統計歸納，發現清嘉慶年間之前柱礎形式較為單一，多為鼓式柱礎（圖6-圖8）。相較于其它形式，鼓式柱礎的上段柱質部較薄。鼓式柱礎的出現時間并不明確，大致到明代時開始成為民間一種流行柱礎樣式，這一形式柱礎在廣東客家地區比較流行。

　　至道光年間，柱礎形式日益豐富多樣，開始出現四方式、花瓶式等。其中四方式和花瓶式柱礎在當地使用較為廣泛，直至清晚期，這兩種柱礎類型都是當地柱礎的主要形式（圖9-11，圖12-14）。早期四方式柱礎其層次較少，束腰較粗；而晚期層次豐富，多橫向向外出跳三次，礎身與礎座和礎質部的束腰也更細，這一變化與瓜式柱礎的變化特點一致。花瓶式柱礎亦是越往后期束腰越細。至道光年間，瓜楞式的柱礎開始在當地廣泛流行（圖15-17），這一形式柱礎上所刻瓜之圖案有寓意瓜迭連綿、子孫萬代之意，故較受當地客家人喜愛。

　　在珠三角廣府地區傳統建筑當中四方式、花瓶式、瓜楞式和八角覆鐘式柱礎都是常見的柱礎形式。在珠三角廣府地區，八角覆鐘式柱礎在明代與清初年間較為常見（圖18-19），之后較少見有該式柱礎。本地區則出現在清乾隆年間，且并不普及。四方式柱礎則是珠三角廣府地區清代一種常見的形式，它的變化也與本地區四方式柱礎變化規律一致，早期的層次不多，后期的層次豐富（圖20-21）。花瓶式柱礎和瓜楞式柱礎大約自康乾年間開始在珠三角廣府地區出現并盛行，而四方式、花瓶式和瓜楞式柱礎在本地區的流行時間大致是在嘉道年間后（圖22-24、圖25-27），在流行時間上較廣府地區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在形式變化上，珠三角廣府地區的柱礎也表現出越到后期柱礎的束腰愈趨明顯的特點。由此可見，本地區客家圍屋內柱礎形式的變化主要是受到珠三角廣府地區的柱礎形式的影響。

　　另外，本地區存在的這種柱礎形式的演進并非是一種替代性的演進，而是一種層進式的演進。像前述鼓式柱礎直至光緒年間仍有使用，當然其形式上出現了束腰更細的變化。還有四方式柱礎，早期那種層次較少、束腰較粗的形式在清光緒年間仍然可以找到，這說明一些新形式柱礎的出現并沒有完全取代一些老式柱礎，一些原有形式的柱礎仍會繼續使用，當然其使用范圍已大大減小。這點與珠三角廣府地區的柱礎形式變化規律則有所不同，以四方式柱礎為例，到清代晚期，四方式柱礎均是那種層次豐富、束腰較細的，那種層次簡單，束腰較粗的柱礎已難覓蹤影，其演進表現出一種替代性的特點。

　　建筑構件在歷史建筑的斷代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石柱礎本身堅硬的材質、抗腐蝕性強，在歷史建筑歷次維修中得以繼續留用的概率高。我們可以通過對已知建筑年代的柱礎這一構件進行大量對比，從而較準確歸納出這種構件的時代特征。之后，在此基礎上便可去推測那些建造年代不詳的客家圍屋的大致建造時期。故柱礎形制研究對歷史建筑斷代有著重要的意義。

圖1大嶺鎮朝議第中堂檐柱

圖2崇林世居（嘉慶三年）

圖3會龍樓（光緒十二年）

圖4龍墩世居（道光年間）

圖5碧滟樓（光緒十九年）

圖6石狗屋（康熙八年）

圖7桂林新居（乾隆元年）

圖8正埔嶺（嘉慶八年）

圖9鶴湖新居（乾隆四十五年）

圖10吉坑世居（道光四年）

圖11榮田世居（光緒十四年）

圖12茂盛世居（道光年間）

圖13會龍樓（光緒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