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制品首次出版3個月后，其他錄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條規定的條件，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這是近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中的第46條內容。這項內容像是扔到原創音樂界的一枚炸彈，受到了高曉松、汪峰等人的強烈質疑，懷疑這是變相鼓勵盜版、損害原創者利益。（《現代快報》4月5日）

　　一個不注重保護知識產權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贏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正如《著作權法》第一條所寫，該法的立法目的是在于：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然而，修改草案除了將侵犯著作權的法定賠償額由原來的5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之外，在保護著作權方面似乎并沒有多少可圈可點之處。相反，無論是增加關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延伸性集體管理的內容，還是網絡服務提供者不承擔信息審查義務等新規，似乎都有偏題之嫌。著作權人一方面要面對集體管理組織的“被代表”，另一方面還面臨著互聯網對著作權的“合法侵犯”。

　　尤其是被眾多音樂人炮轟的這一條，原創音樂出版3個月后，只需向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一定費用，就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隨意翻唱，簡直匪夷所思。在這里，音樂著作權人被完全晾到一邊，不僅3個月就將失去作品著作權，而且收費事宜也全由集體組織說了算，不得不說是“強調集體組織、淡化個人權益”的歷史大倒退。這一條款倘若通過，意味著音樂創作者從此后必須是天生的活雷鋒，作品發布3個月后就不屬于自己，誰想翻唱就可以翻唱，僅需向與創作者毫無關系的所謂集體管理組織付點小費即可。

　　眾所周知，音樂創作者與歌手在利益分享上本身就是本末倒置，嚴重不成比例的，可是創作者至少還能得到一點尊重，因為他可以決定是否授權翻唱；但是，修改草案通過之后，這點僅剩的尊重也沒有了，歌手唱你的歌根本不用聯系你，也不用直接給你付費拿授權——《著作權法》對音樂創作者的定位，難道是“楊白勞”嗎？當全世界絕大多數尊重文化和創造的國家，因為盜版和非法下載音樂而制定更嚴厲的法律時，我們卻在鼓勵不勞而獲地公開搶劫，真不明白這樣的修改草案，究竟是誰起草的？相應的背景是什么？要平衡的是哪些利益？

　　毋庸諱言，這次《著作權法》修改摻雜了太多不相干的利益主體進來，比如集體管理組織，比如互聯網企業，真正的著作權人反而被邊緣化了。《著作權法》之所以會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修改，關鍵就在于著作權人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這已經不是一部純粹關于保護著作權的法律，保護著作權已不再是唯一的目的；相反，更多的利益主體都企圖通過《著作權法》來保護他們“合法侵權”的權益。換言之，修改后的著作權不是被抬得更高，而是被貶得更低，這太讓人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