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創作的小品《吃面條》讓中國觀眾第一次深切體會到了小品的魅力，也就是從那次開始，中國觀眾才開始認識到舞臺喜劇。朱時茂曾說：“我和陳佩斯出現在小品舞臺上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因素是，1984年時，改革開放后的文化背景要求必須出來小品這種藝術形式。必然因素是，即使當時我們不出來，也會有別的人出來，這就激發了我們創作的欲望?！?

　　 小品《吃面條》本身并沒有過多的深刻意義。陳佩斯和朱時茂在表演中也沒有攙雜多少所謂的時代、社會、理想等高大而沉重的東西。然而《吃面條》卻用強烈的滲透力抓住了那個時代人們的心，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喜愛。小品《吃面條》不但是喜劇演員陳佩斯和朱時茂第一次登臺春節晚會，也是小品藝術真正登上大雅之堂開始與傳統相聲分庭抗禮。

　　在1986年的春節晚會舞臺上，陳佩斯和朱時茂推出了一個讓人捧腹的小品《羊肉串》，批判了在當時市場經濟的大潮下，部分不良商販的丑惡嘴臉。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個體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中國也正處于一場轟轟烈烈的轉型和變革中，小品《羊肉串》表達了當時人們面對涌來的市場經濟浪潮的躁動心態以及對物質的追求和向往。

　　小品搞笑、逼真，陳佩斯扮演的小販也可謂入木三分，這個小人物的成功，不僅讓街頭賣羊肉串的小販們都開始參考他在春晚上的打扮，還讓那些蹩腳的“新疆話”也一下子在人群中流行起來，成為街頭烤羊肉串小販們招攬生意的絕活。也是從《賣羊肉串》開始，小品開始注重對語言的設計與運用，小品表演開始把語言、表情與動作融為一體。

　　上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剛剛開始實行。生男生女一樣好，作為一項重要的口號作為一項重要的口號開始在全國大范圍內提出。而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響，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思想還比較嚴重。

　　1990年春晚，黃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擊隊》贏得了巨大的反響，小品中的一對小夫妻為了生兒子，也為了躲避各地農村響應號召正在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四處躲藏，三個女兒的名字更是以出生地“海南島、吐魯番、少林寺”命名，讓人們看到了不同階層對計劃生育的另一種反映。

　　小品中的小夫妻最終以女兒的教育為重，決定結束流浪生活，回到家鄉過正常的日子。小品諷刺了當時農村“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現狀，也從科學和教育的角度引導各階層積極響應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鼓勵人們重視女孩兒的成長及教育問題，由此，《超生游擊隊》不僅成為了小品的一個符號，也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一個符號。

　　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城市住房熱的出現，為老人和子女分居兩所提供了條件。由于經濟的富裕和物質的豐富，老人與子女在物質生活上的矛盾便退居次位，晚年面臨的主要是孤獨感和精神生活的不滿足。

　　 1992年《媽媽的今天》講述了趙麗蓉跟張大爺一起學探戈，卻被兒子誤會，以為她找老伴了，搞笑幽默的小品表演也讓我們反思老年人的生活狀況。與此類此，2000年春晚上宋丹丹與趙本山表演的《鐘點工》也是反映了類似的話題，引導人們關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1996年趙麗蓉和鞏漢林表演的《打工奇遇》又是一部經典之作。表演中，鞏漢林的一曲“你看這道菜，群英薈萃”，用當時最最流行的“笑臉”配調，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引人發笑。

　　 小品用“貨真價實” 四個字旨在引導商家在從事商業行為時要秉承“守法經營、誠信興商”的經營理念，把顧客視為衣食父母或“上帝”，用真品、實價贏得顧客的滿意。很有創意、富有時代氣息，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2001年的《賣拐》，:趙本山、范偉講述了一個向肢體健全的人賣拐的故事。在小品中，狡猾的賣拐人充分利用有效的語言勸說和夸張的肢體動作——而口語和肢體語言都屬于意義媒介——愣是將一副拐杖推銷給了肢體健全的人。而后者不僅對自己受騙上當毫無覺察，甚至還對狡猾的賣拐人千恩萬謝。

　　小品用“大忽悠”和“范廚師”的人物思想沖突諷刺當今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忽悠”現象，本意是揭示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的商品經營者靠誘騙欺哄來達到銷售目的的行為。

　　2008年是中國的“奧運年”，奧運也成為了整個中國最受關注的話題，這一年趙本山和宋丹丹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火炬手》是小品中少有的不用諷刺只用幽默引導正面事件的范例。

　　小品講述了“白云”、“黑土”老兩口同時參加北京奧運會遼北農民火炬手選拔儀式的故事，用兩人的對爭當奧運火炬手的競爭及陰差陽錯的結果等幽默生動的故事反映出了中國人民對于“百年奧運”火炬傳遞的期待和人們參與奧運的熱情。